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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原勇作来说，这个冬天真的是分外难熬。这不仅在于满洲冬季的气候远比日本苦寒，更在于他所率领的这支军队失去了战意。
就如他之前向山县的秘密汇报，从四平退回的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作战的勇气，不仅仅出现了对战争的不满言论，甚至于某些部队还出现了士兵抗命的现象。
而那些从国内上来的增援部队虽然一开始还颇有士气，但是军纪却极度败坏，即便派遣军司令部三令五申要求不得骚扰支那平民，但依然有小股部队在驻地附近自行征发粮秣、苦力和抢夺女人。这些小股部队不仅证实了支那革命委员会对于皇军的污蔑之词属实，更是激发了支那百姓的愤怒。
就连为陆军奔走的满铁职员，也对于这些国内来的增援部队极为不满，有人甚至公开抱怨：“陆军如果精力太过旺盛不如直接发起进攻和支那军人去较量一番，在后方破坏满铁苦心维持的日支亲善成果算是怎么一回事？陆军到底是来保卫日本在华利益的，还是来破坏日本侨民在满洲经营起来的事业的云云。”
上原勇作知道，这些日本侨民和满铁职员抱怨的，不是陆军败坏军纪的现象，他们其实是在抱怨陆军的按兵不动。如果陆军在满洲能够打上一两场胜仗，把支那百姓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给压制下去，那么他们才不会关注陆军的军纪问题。
但是在陆军从四平撤退后，原本对于外国人唯唯诺诺的支那百姓就起了些变化，他们对于外国人主要还是对日本人，突然就失去了畏惧感。过去在奉天，哪怕日本人是孤身一人，也敢毫不畏惧的斥责一群中国人，而中国人不仅不敢围观，也很少有敢回口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生冲突，警察和官员只会站在日本人这边，而自己只会受到更大的损失。
正因为如此，日本在满洲的人数虽少，但是对于人数众多的支那人并不畏惧，而且还喜欢抱团欺负支那人。满洲的日本人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团体，他们看起来要比其他海外日本人更为团结，哪怕是日本人在欺负支那人的过程中吃了点小亏，也会成群结队的向中国官府抗议，甚至自行组织人员进行报复，直到敢反抗日本人的支那人家破人亡或逃离本地为止。
但是在四平撤退之后，支那人的胆气突然就雄壮了起来，一旦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只要当街大喊一声“日本人又欺负人了”，顿时就有一大群中国人围了上来。与之冲突的日本人要么立即道歉，要么就得挨上一顿打。
至于像过去那样向官府告状或集结人员进行报复，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事。因为旧官府已经不复存在，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新官府只会偏向本国人，而那些无所事事的日本浪人早在支那军抵达之前就南下了，现在依然停留在本地不肯离开的，都是不肯放弃本地财产的日本居留民。
在日军控制的区域虽然要好上一些，但是支那人也普遍出现了不合作的姿态。那些和日本人保持合作的本地大户，往往成为了支那小股部队的首要袭击对象，而派遣军光是维持从大连到奉天城的铁路安全，就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不多的机动兵力，那里还顾得上去保护这些亲日大户的家园。
于是原本亲日的支那人开始疏远日本人不说，就是那些在满洲置办起了家产的日本居留民，也开始主张日支亲善，放弃战争了。
上原勇作对于这种变化的出现也是无可奈何，他并不是不想对支那军发起进攻，但是陆军对于满洲冬季作战完全没有信心。这并不是陆军对满洲作战没有研究，日俄大战之前日本就开始研究高寒地区作战了，否则就不会出现“八甲田山事件”了。
但是日俄战争爆发之后，陆军就发现研究和实战还是有区别的，在战争中出现的大量病员证明了两件事，日本人不适应高寒气候和日本的后勤无力支撑这种气候下的大型会战。所以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实施了满洲驻军轮换制度，就是为了让陆军各师团熟悉满洲的气候。
只是现在这一制度的效果还没有显露出来，这场战争又爆发的过于突然，加上前期战事的不利，使得上原勇作难以下定决心发起一场大的会战。而在双方呈现对峙局势之后，随着部队的士气下降，派遣军就更打不起一场无法速胜的会战了。
部队的士气不断下降，不仅仅在于从四平撤回的部队感染了从国内增援的新部队，更在于奉天大本营身后这条漫长铁路线的防御作战。因为一些增援部队的军纪不靖，导致了铁路沿线的支那民众对于日军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