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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毓听了顿时一愣，从来都是官府向民众要捐税，还是第一次有执政者说要扶持民间企业，而不是募商股办厂求利的。就在他还在思索的时候，一名姻亲已经亲热的在他耳边说道：“何兄，我看这毛线制衣和协助榨油两项还是不错的，你那个油坊不正好…”
当吴川离开了会议室之后，跟在他身边的张云荣终于忍不住说道：“主席，不惩罚他们，还给他们赚钱，这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吴川漫不经心的说道：“该惩罚的不是已经挑出来了么？剩下的这些人还是有用的，起码能够为我们做事。之前我们收了这么多大豆小麦，哈尔滨有俄国人办的制粉厂，勉强可以消化的掉，但是大豆榨油的油坊都在大连和营口，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要处理到什么时候去。
这大豆处理之后，我们才能制作成饲料、防冻甘油、肥皂、炸药等加工品。或是拿出去卖钱换取军火，或是自用，否则的话就只能炒黄豆吃了。给他们赚点小钱没什么，起码我们赚的更多。”
走在一边的梁廷栋却觉得吴川的解释并不是他的真意，一伙人共同犯了罪，结果有人受罚，有人却反而得到了奖励，今后双方岂能再混在一起做事。这两日游街示众的绅商们，恐怕恨这些过去的友人，要比恨革命委员会更甚了。
接下来他只要稍稍加以引导，本地的绅商们恐怕再也回不到过去团结一致对外了。这确实比革命卫队提出的严厉镇压反动分子的方案要有效，毕竟现在革命委员会还不能搞乱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也没有这么多可靠的人手去填补被镇压的绅商空出的地方权力位置。
不过梁廷栋对于另外一件事还是有些不甚理解，在三人回到了吴川住处的办公房后，他终于忍不住向吴川说道：“主席，现在这个时候重新规划长春城是不是太过着急了些？按照你的说法，日本人现在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等国内援军抵达再开战，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把所有资源都用到战争上去吗？为什么现在要浪费精力去重新规划长春城呢？”
吴川走到自己办公桌后坐了下来，把身子埋在沙发椅中后，放松身心的说道：“你说的不错，战争时期我们应该把每一份资源都用到战争上，而不是搞什么城市建设。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还处于革命时期，除了作战之外还要发动群众支持革命。革命是需要激情的，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下，群众只会想着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而不会去考虑明天。
可一旦革命的热情褪去，群众就会开始考虑明天该怎么生活下去。为了明天的生活，他们并不愿意在今天投入一切去赌革命的成功，那么群众就会远离我们。失去了群众的支持，革命也就陷入了低潮。
当我们把那些亲日派的反动分子抓起了游街示众的时候，长春的革命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来无所事事，群众就会以为革命已经完成，从而慢慢从革命大潮中脱离，去过自己的小日子。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为长春的群众制定下一个目标，在他们从批斗反动分子的任务中脱离出来，就能立刻投入到建设家园的任务中去。
在我看来，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我们决不可在中途停下脚步。否则不是群众压过我们的身体主动向前，就是如同大潮退去，将我们抛弃在沙滩上。
再说了，也只有这样的大型城市建设规划，才能让我们的干部学会如何组织群众，如何去解决处理麻烦，并将整个社会的资源掌握在手里，防止那些敌对者和我们争夺社会资源。
我们想要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和封建王朝旧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在这个新中国中，每一个国民都要为祖国的建设竭尽全力，不管他支持或反对我们。
我们要学会领导群众建设我们的祖国，但更要学会如何领导我们的反对者去建设我们的祖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既然我们共和党打算要管理一个国家，那么就应当明了，在我们准备统治这个国家的过程中，我们不会缺乏反对派。我们不可能用屠刀或行政命令去消灭他们，那么在消灭阶级差别之前，我们应当学会一些管理国家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