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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邓振镛的疑问张孝准思考了很久，方才叹了口气说道：“你的疑虑前敌指挥部内也不少见，不过同日本全面和革命委员会开战的可能性相比，军事委员会认为将日本势力从南满驱逐出去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更为重要。
如果不能趁着这个时机击败日本人，夺回南满的全部治权，那么即便日本人不出手干涉革命委员会推翻满清对于满洲的统治，我们也难以在南满实施全面的建设规划。
控制了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大连港、安东港的日本，和其在铁路沿线获得的驻军、居住等特权，等于将南满分割成了一块块难以联系起来的独立地区。掌握了交通干线的日本人完全可以在各地区扶植反对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势力，倒时革命委员会依旧会陷入不得不同日本一战的局面。
因此倒不如趁着日本人现在也没有准备的时候开战，我们倒有可能赢得一个更好的结果。而且在中国革命大潮的影响下加上欧美各列强之间的矛盾，各国对华外交方针将会重新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委员会并不会被视为秩序的挑战者，也就不必顾忌列强一致原则的打压。
若是错过了现在这个时刻，我国想要收回日本在南满的特殊利益的难度将会成倍上涨。革命委员会必须要负起这个历史责任来，否则我们将会成为新中国的罪人。”
虽然身为第三师的政委，邓振镛却知道自己是无法同挂着军事委员的梁廷栋相比的，对于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也只能知道一个结论而已。不过同朱和中相熟的张孝准却和他不同，对方显然知道的更多一些，知道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是怎么讨论出来的。
听完了张孝准透露的内部消息之后，邓振镛只是沉默了片刻便压低了声音说道：“这应当是吴主席的主张了，其他委员恐怕是不会考虑的这么长远的。既然是吴主席的主张，我会尽量劝说弟兄们服从这个命令的…”
30日中午，借助了调停小组联络代表的名义，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武官滨面又助中佐终于穿过了国民革命军的封锁线进入了公主岭地区。
穿过日军防线时滨面又助发现，驻守在防线上的并不仅仅是日军士兵，还有不少穿着便服的平民。陪同滨面又助穿过己方守备区的中尉似乎看出了滨面又助的疑惑表情，便顺口向他解释道：“这些都是帝国在乡军人会的成员，眼下我军的防御力量不足，新免参谋长认为是时候征用这些在乡军人上阵了。”
滨面又助沉默的向前走了一段泥路，方才开口问道：“那么这些在乡军人确实可用吗？”
这位日军中尉苦笑了片刻后说道：“起码可以帮助运送弹药和抬下伤员什么的，想要让他们像个军人那样去战斗，也只有少数退役不久的在乡军人还凑合。不过他们毕竟和我们的士兵没有共同训练过一段时期，还是需要一段磨合时间之后才能真正溶合进军队…”
对于这位中尉的诉苦，滨面又助并没有放在心上。日俄战争中日本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战争所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也令日本上下感到震惊。如果不是俄国内部的革命束缚住了俄国的手脚，已经动员了100万作战人员的日本，将不得不把未经训练的平民也派上战场了。
这场战争让不少日本精英第一次意识到，今后的战争将会是一国全部资源的较量，而不仅仅是一国现役军队的较量。所以在1906年，当时的陆军大臣寺内制定了将复员军人组织成在乡军人会的草案。
1909年，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义一本着“良民就是良兵，良兵就是良民”的主张，积极筹划了在乡军人会的建设。到了1910年，陆军终于建立了“帝国在乡军人会”，作为陆军战时兵力的有力补充。
当然，对于陆军来说帝国在乡军人会并仅仅只有这样一个用途，这也是陆军对基层政权渗透的第一步。通过帝国在乡军人会这一半军事化的组织，陆军开始了对于整个国家进行军国主义化的改造。只不过现在日本上下并不了解，陆军跨出这一步代表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