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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更是第一次发动起了东北民众反击俄国侵略者，虽然因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导致了关外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但是却促进了整个东三省民众的团结。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前很好的利用了中国民众的这种自发反帝国主义情绪，发起了东北的拒俄运动，为日俄战争的胜利赢得了东北民众的支持。
但是当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把日本作为标靶时，日本在满洲的领事馆也好，还是满铁会社也好，都是感到又惊又怒的。因为此种运动不仅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重要的是令日本商业和移民开始遭受中国社会的孤立。
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就开始经营南满，不仅重新建设了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还对大连港进行了扩大改造。除此之外，日本商社对于满洲粮食及大豆商品的需求，对于满洲煤、铁矿等资源的垂涎，使得日本正积极的开拓对南满地区的进出口贸易。
虽然日本凭借军事力量和控制了南满铁路这一南满交通命脉，在南满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是和中国民众控制的南满经济相比，日本商人其实只能在城市里做一做中间商。没有中国商人的帮助，日本商人既无法把日本的工业品推销给中国人，也无法把满洲土地上的粮食和大豆快速而低廉的聚集起来运回国内去。
因此，对于中国民众突然爆发的反日行动，日本驻长春、驻吉林、驻哈尔滨、驻齐齐哈尔等地的领事是不停的提出抗议的。但是革命委员会显然不是好拿捏的满清政府，在统一的外交口径下，日本方面的抗议如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水井，连个回声都没能听到。
相反的是，革命委员会的外交委员趁着这个机会，反而提出要停止日本附属地内非法的行政权、警察权和税收权，并对中日之间过去签订的条约进行重新检讨。这也是长春日本领事中止和革命委员会进行外交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日方看来，革命委员会的外交政策显然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这种依靠煽动本国民族主义来要挟外国政府作出让步的行为，日本人从前也没有少干，他们自然不会接受革命委员会对他们耍弄这一套把戏。只是日本方还没有考虑清楚，他们究竟要在这场革命中支持谁，才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没有指示浪人和日本居留民做出反击。
不过随着新外相内田的上台，内阁的对华政策似乎越来越清晰，也就使得日本在满洲的几位首脑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大岛义昌下了火车和迎接自己的公主岭军政要员在站台上闲聊了几句之后，就坐上了铁道守备队司令高山公通少将给他准备的马车，前往了公主岭守备队司令部。
大岛义昌带着都督府出行的要员，要求高山公通少将和从长春赶来的木部领事，给他们做一个详细一些的，关于北满革命委员会的汇报，特别是最近两天革命委员会的动向。
木部领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些日子同革命委员会代表的接触，和关于革命军穿越长春铁路的射击事件交涉，还有最近长春爆发的反日舆论和民众游行等事件，之后他总结道。
“…根据这些日子的观察，我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并不仅仅是一个革命武装力量的指挥机构，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的联合，而是一个建立在反满清政府基础上的领导革命的集中权力机关。
革命委员会中的成分虽然比较复杂，从信仰俄国过激主义者到满清投诚的官吏都有，但是其领导核心还是一个名为共和党的政党。该政党虽然吸收了不少前同盟会员，但却还是以欧洲留学生及军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为主要骨干。
过去一盘散沙的同盟会员，在加入了共和党之后，普遍有了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并开始同我国的革命同情者保持了距离。他们对于中日合作对抗欧美族裔的亚细亚主义并不反对，但是却不认同应该牺牲中国来造就日本一国的主张，且对我国在中国领土上的帝国主义行径失望，认为日本所谓的反帝国主义主张，无非是独霸中国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宣言。
因此我们判断，帝国想要让革命委员会和满清一样承认帝国在华的特殊利益，并运用政府力量去保护我国侨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显然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在共和党人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一个拿着民族主义旗帜号召中国民众进行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府。只不过这个民族主义并不是同盟会所倡导的单一汉民族，而是中国领土内居住的各民族-既大中华主义。
这从革命委员会煽动和保护普通民众上街游行，以反帝运动来扩大共和党之政治影响，从而在民众中竖立革命委员会是民族政权的象征，既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