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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民，是无法把集体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对于个体农民来说，只要能够让自家活的好一些，他们并不介意损害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就好比俄国乡村中的富农们，仅仅因为可以从脱离村社中获得更多利益，就背弃了过去数百年来一直互相扶持的村社成员，并毫无愧疚的带走了村社中最好的土地资源。
而中国的农村比俄国的村社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封建伦理教育、宗族、宗教和土地租种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农民在农村中丝毫得不到任何自由，虽然中国的农民并没有顶着奴隶的名字，但是他们过的实质上就是奴隶的生活。
东三省，特别是黑龙江、吉林两省因为移民较多，风气稍稍比关内要好上一些，但是也依然改变不了，这是一个依托于封建地主经济而建立的农业社会。面对这样一个顽固而有组织的封建乡村社会，不是派几个干部下去就能改变什么的，而这些并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民也不可能轻易的改变自己长久以来形成的世界观，去同过去主宰他们命运的老爷们进行抗争的。
毕竟对于这些农民来说，他们最大的愿望并不是打倒老爷，而是想着自己或自己的后代能够成为老爷中的一员。所以想要改造这些农民思想的世界观，不是派干部深入乡村分田分地，而是把他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过一过有尊严的集体生活，当他们再回到乡村时就有了改变乡村的勇气和技能。
如何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自然只有招工和招募军人。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委员会要建立独立的训练营地和大力推动工业建设的原因。
而最后一个条件就是，1910年的东北鼠疫爆发，虽然被清政府以严格的防疫措施给消灭了。但是满清地方官员可不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想想当年他们为了不让台湾岛上的郑家获得大陆的资源，不惜发出迁海令，把东南沿海三十里化为废墟，就知道这次防疫的过程中有多少人是无辜受到牵连的。
在一个执行力不够的社会出现了政策执行的奇迹，这只能证明了一件事，基层官员为了拔掉几根野草，连野草周围的麦苗也一并铲除了。于是在鼠疫过后的东三省，吴川看到的不是人民战胜了病魔的欣喜若狂，而是对于官府的痛恨和不满。
此外因为鼠疫被遣返到黑龙江、吉林口岸的大批旅俄工人，在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安置下，正不断的堕落为罪犯和红胡子。革命的土壤有了，吴川这才能够把革命的种子种下去，令革命在这片土地上爆发出来。当然他也很清楚，除了以工人为主的城市之外，东北其他地区的民众对于革命态度并不是那么的欢迎，所以他才会发出暂时放弃乡村和远离交通的城镇，优先建设和发动铁路沿线、水路要冲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指令。
而当这些交通较为完善的地方形成了革命的氛围之后，那些被孤立的乡村和城镇，自然也就以为革命即将成功，满清即将灭亡，为了不被革命委员会清算，他们自然也就会放弃自己的保守态度，开始向革命委员会靠拢，以争取在新政权下保持住自己的权势和财富。
保守的社会一旦倾向于革命，实际上他们反而态度会更为坚定，因为这些保守的社会并没有自己的革命理念，所以当他们开始赞成革命时，自然会向革命的主流价值观靠拢，以防止自己跟错了人。这就是所谓的，有利有弊了。
和南方众多的革命理念和革命党不同，此时在东北一共也就两个革命党，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同盟会。而东北的同盟会虽然讲的是孙文的三民主义，但是在东北却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因为孙文讲的是排满革命和汉地十八省革命，其革命理论在南方也许颇受欢迎，但是在东北却是不招人待见的。
毕竟在东三省大部分人的眼里，这孙文要革的不正是自己的命，而是革命成功只要汉地十八省，那么东三省怎么办？让给日本和俄国吗。所以同盟会辽东支部只敢宣传革命，但很少会大肆宣扬三民主义和驱除鞑虏的口号的。
这样一来，提倡社会主义的共和党，自然就成为了革命委员会中革命理论的主导者。虽然大部分人还不明白什么叫社会主义，但是共和党反帝反封建主义的口号，还是相当令人震撼的。他们唯一有所怀疑的是，共和党人究竟有没有能力打倒帝国主义，比如东三省民众最为关心的一点，是赶走东三省土地上的日本人和俄国人，让中国人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
面对着这一革命形势向好的发展，吴川反而觉得更是战战兢兢了起来，他比这时代的任何人都知道，中国革命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他们即将面临的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之前，他需要党内思想的高度统一，也需要政治协会会议能够达成东北各界在政治上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