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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妥了革命委员会下属金融机构的管理方式，宋小濂便带着广信公司和黑龙江官银号的代表们先离去整理、讨论如何同东北农业银行合并的事项了。而张廷阁和牛子厚不仅留了下来，还去外面带进来了两位陌生的男子，似乎他们还有事情同吴川讨论。
看到吴川不断的打量自己带进房间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张廷阁赶紧为他介绍道：“这位是张裕张弼士，张老先生。他身边这位是张老先生的长子张秩捃先生。张老先生年事已高，最近几年已经不问世事了。不过听说了您打算把大批轮船以1元的价格租给中国的航运公司，就忍不住动了兴致出门走动一下，想要和您谈一谈关于航运方面的事情。”
吴川下意识的看着这位气色尚可的老人，脱口问道：“张裕葡萄酒？”
年已70的张弼士听了这句话顿时面带微笑的说道：“想不到小友还听过我家葡萄酒的字号，我正好带了几件葡萄酒上来，请小友到时品尝一二，也给个建议么。”
吴川赶紧摆手说道：“我对于酒的研究不深，张老先生给的美酒我肯定不会推辞，但要让给出什么建议，那就是问道于盲了。咱们还是坐下慢慢说话吧。”
招呼着张弼士等人重新坐下之后，同对方寒暄了两句之后，吴川便单刀直入的说道：“张老先生是实业家，我们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实业经营上面您要是给指点几句，那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倒是能走不少弯路了。”
张弼士虽然是广东人，但是他的语言天赋很好，不管是客家话、英语还是印尼土语、北方官话都能说的很标准，因此他和吴川进行交流基本毫无障碍。
别看张弼士年纪这么大了，但是他的脑子可一点都不糊涂。他在印尼发家之后便开始转移家业回国内，却又没有返回梅州老家而是跑去了山东烟台去种葡萄，就能看出他对时局看的很清楚。
彼时华人虽然在印尼颇有发迹者，但是荷兰人对于华人富豪的提防也一直是从来没有放松过的，他要是不急流勇退的话，必然要成为了荷兰殖民者的打击对象。而国内南方的革命形势一日千里，特别是广东更是革命情绪最为激昂的地区，他要是跑回梅州老家置业，恐怕也难以避免战火。
倒是山东烟台，这里不仅风气淳朴且还是英国人的租借地，他在这里种葡萄倒也不必担忧为清廷或革命党所惦记上。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就不关心实业建设了，否则他也不会同张榕轩兄弟一起创办裕昌和广福二间远洋航运公司，又支持张耀轩筹办中华银行。而他自己归国的目的，原本也是应盛宣怀的邀请，帮办中国通商银行的。
只是在没有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支持下，办理一家华人自己的现代银行显然是极为艰难的。虽然在官僚资本的支持下，中国通商银行在短期内在全国各地铺开了局面，但是随着庚子国难爆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收束，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鉴于世道败坏如此，张弼士于是也淡出了通商银行，专心在烟台种植自己的葡萄去了。直到张廷阁试图以一元一艘的年租金向华人航运公司出租轮船，这才算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自满清发起洋务运动以来，朝廷对于办理实业的目的一直都是很明确的。一是为了牟利，一是为了强军。故朝廷办理的事业，要么就是如同张之洞办理汉阳铁厂那样不惜代价，只要解决中国的自产钢铁问题，解决生产军械的原料问题就可以了。
要么就是如同开滦煤矿和招商局、电报局那样，尽快让企业盈利，动不动就要企业报效，完全不理会企业的长远发展。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指导方针下，洋务运动开始落幕之后，各地操办起来的近代工矿业完全不成体系，既不能互相提供机械装备和原料以降低工业成本，又无法对自身的工业技术进行自我提升，只能成为外国工业的原料和初级加工产品的提供者。
就好比航运事业上的发展，自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的进出口货物总量到了1910年，大约已经达到了5-6000万吨的数目，而中国自运的货物总数大约还不到进出口货物总数的2%。
以蒸汽动力的商船吨位计算，日本大约为120万吨，而中国估计在8万吨上下。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双方的商船吨位并无今日这样相差悬殊，但是日本数十年如一日的对航运业的扶持，不仅将新建商船免费赠送给日本航运公司，更是对日本航运公司实施了数目惊人的航运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