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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义之前，筹备革命的委员会中，以斯维尔德洛夫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们几乎占据了大多数位置。不过在确定了起义时间之后，为了保住中国革命的纯洁性，斯维尔德洛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主动让出了自己的位置，好让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在起义之后能够公开亮相于外界。
只不过吴川也知道，如果让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彻底退出革命委员会这就是个灾难，因为中国的革命党人根本组织不了这样严密的革命计划，而他们的服从性和纪律性也堪忧。说到底，中国的革命党人缺乏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而布尔什维克们则早就过了这个幼稚的阶段，已经开始摸索如何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了。
所以在吴川的变通下，布尔什维克们虽然辞去了革命委员会下属各部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职务，但依然以顾问的形式负责着各部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作为吴川的助手，斯维尔德洛夫所处理的革命委员会事务其实要比吴川自己处理的事务多了十倍不止，但革命委员会却一直保持着惊人的有效率的高速运转。
哪怕对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们再怎么提防的中国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当前的革命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这位俄国人。假设真要把这名俄国人手上的工作抢过来，那么他们起码得要组建一个十多名杰出委员存在的机构来分担斯维尔德洛夫现在处理的日常事务。
面对这样一个精力和能力都让人难以匹敌的杰出人物，即便是异常反感外国人插手中国革命的委员，也是能够认真的听取对方的意见的。
在吴川坚定的表现出对日的强硬态度之后，在座的委员们自然知道自己是无法说服这位越来越得到革命军和基层革命党人欢迎的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假设这场革命的30%功劳归公于帮助中国革命的外国人，那么剩下的70%中，吴川一个人可以占到八成，而其他人只能占到二成而已。
当然，这样的功劳分配方式只是委员们的想法，在革命军和基层革命党人中，大家都是自动忽视了俄国和德国人的帮助，而直接把这些功劳算在吴川头上的。在他们眼里，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就是吴川个人的决定，自然革命的成功就是吴川的成功。
这种受传统思想影响，功罪都归于一人的想法，正逐渐将吴川和其他革命党人分开，令其成为了革命的唯一领袖。正如同在同盟会建立之后，虽然内部一直在分裂，但是国内的革命党人还是把孙中山视为了革命的领袖过程一样。
而和同盟会成立之前，各省革命党人都已经在地方上颇有势力不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完全是吴川不停投资的结果。各省革命党人脱离同盟会并不会损害到他们在各省的威望，而这些委员们脱离了革命委员会的话，几乎就只能号令一下自己的亲朋好友和门生弟子了。
因此就和吴川竭力维持革命委员会的共识一样，委员们也是不肯在内部搞什么分裂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肯定分不到革命委员会的什么家产。于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建议，成为了众人的救命稻草，这是唯一可以阻挡住吴川同日本翻脸的办法，虽然这个建议并不怎么符合哪些主张中日联合对付白人种族的委员们的胃口。
至于负责前往长春和日本方面交涉的人选，虽然有委员提出应当选一个了解国际法条和有过日本留学经历的人员，以方便双方之间的沟通。不过在吴川的坚持下，最终还是从军队中挑选了一名军官作为正式代表，然后再给他找一名谈判副手。
吴川对自己的决定解释道：“…既然是军事上的冲突，那么就应该由专业的军事人员去分析问题，我相信日本那边也是会有军人参与谈判的。我不希望在谈判中，我方代表的气势为日本所压倒。
我希望各位委员们注意，如果你们确实不想让革命委员会同日本发生什么冲突的话，那么最好就别在日本人面前示弱。对于日本这个民族来说，示弱并不代表友好，而是软弱可欺。假使长崎事件爆发时，北洋舰队直接炮击了长崎，也就不会遭受什么甲午之耻了。
革命委员会现在的力量当然不能同日本一国相比，但是假设我们不能表现出坚决的反击意识，让日本人以为袭击革命军不会有任何后果，那么谁能保证日本人不会策划一次针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以增强他们在南满的话语权？”
谁也无法向吴川做出这样的保证，谁也不会在这样的场合为日本人做什么保证，这相当于在政治上的自杀。因此委员们最终还是通过了吴川对派遣外交代表人选的主张。
接下来的会议气氛就比较轻松了一些，不管是如何处理和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关系，还是下一阶段的革命军行动方略，和关外革命力量的变局相比，都不过是小节。
虽然不少委员过去也是同盟会的一员，但是在对待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态度上，他们倒是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各位委员都认为，委员会谈判的对象应当限定为同盟会辽东支部和起义军队的将领，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东京总部的两位代表不应当干涉关外革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