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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最要紧的难道不是积极扩张我们的队伍，先打垮了朝廷在关外的力量，然后再去考虑哪些干部是不是效忠于革命的问题吗？只要我们能够推翻了朝廷，就算有些人三心二意也无碍于大局。倒是我很不理解，为何我们明明有着击溃北上清军的力量，却停留在哈尔滨不动。
须知道，满清手中现在还有着相当强大的武力，要是任由他们调出关外来，以我们现在占据的地方和人口，恐怕是难以和满清动员起来的整个北中国资源和人力相抗衡的吧。”
吴川看了一眼站起来反对自己的委员，是前大清官吏五常厅通判柳大年，这位在任时因为同情义和团运动和组织民众抗击沙俄入侵，最终不为上司所喜而被免职，这令他彻底倒向了革命者，参加了奉天的同盟会组织，随着自己的出现而跟着来到了哈尔滨参加起义。
柳大年在奉天的同盟会成员中颇有声望，因此在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很快就被推举为了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他的出声，说明了起码奉天的同盟会员们是反对自己据守哈尔滨吸引清兵来进攻的方案的。
这吴川倒是能够理解，在起义没有成功之前，这些失败了多次的同盟会员并没有意识到革命委员会手中有多少力量，因此他们才会赞成自己夺取北满坚守以待关内之变。
但是等到吴川把手中的革命力量真正摆在了台面上，几乎毫无阻碍的完成了起义计划，将整个北满地区的重点城市纳入了革命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后，这些奉天的同盟会员显然就有些沉不住气了。齐齐哈尔同哈尔滨到底不是同盟会辽东支部的根据地，革命军迟迟不南下奉天，他们就只能协助本地的革命同志做些工作，完全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在革命军四处击退清军进攻的胜利消息鼓舞下，他们终于忍不住想要加速革命的进程，想要推翻之前的革命计划，转而主张起在满清政府尚未有所准备的状况下，速攻奉天、山海关，以求解放自己的根据地，得到更多的奉天同盟会的支持，从而提升他们在革命委员会中的地位了。
吴川倒是能够了解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心思，虽然隐藏了那么一点私欲，但此时他们中间应该还没有人想着要独立发展，以谋求割据一地的念头。无它，此时革命军的力量看起来实在是太强大了，除了清廷的力量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动摇革命军在关外的优势，力量差距到难以逾越的地步时，自然就不会有人想着跑去做什么山大王。
特别是此时还不是军阀林立的混乱时代，哪怕是最为腐朽的满清也竭力维持着一个大一统国家的体面，因此大多数革命党人也初步认同着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也依然是一个统一的共和制度国家，而不是四分五裂的中华联邦。
以柳大年为首的奉天同盟会成员们，只是焦急于革命形势发展太快，让他们有变为革命的边缘人物的担忧而已。毕竟过去是黑龙江、吉林的革命党人服从于奉天的革命党人，而现在则反了过来，奉天的革命党人变成了吉、江两省革命同志的小弟。
随着革命运动在吉、江两省的不断耕耘，吉、江两省革命同志几乎已经快要成为革命委员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了，特别是那个不断吸收两省革命党人的共和党，渐渐有取代松散的同盟会而成为革命的唯一领导组织的趋势，这就不能不让这些忠诚于同盟会的奉天会员们焦急起来了。
于是吴川思考了片刻之后，还是坚定的对柳大年驳斥道：“柳委员，我认为你的主张对于革命来说是危险的，你这是机会主义者的冒险思路。
你只看到了满清朝廷现在手上还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却并没有看到这个朝廷虚弱的本质。诚然，朝廷手中还有号称北方新军第一武力的北洋六镇。如果任由朝廷把这只力量集结调往关外对付我们，我们确实是要落入下风的。
但是现在的朝廷面临的是一个什么局势？除了我们在吉、江两省起义的东北革命军之外，南方四省的保路运动也正闹的如火如荼。可以说眼下的满清治下处处都是火药桶，但满清能够用来灭火的却只有一个北洋六镇。
且北洋第一镇乃是以旗人为主的武力，这只武力和禁卫军是朝廷最后的依仗，我们不打到北京城下，清廷是绝不容许这只武力远离京城的。北洋第四镇镇守天津小站，北洋第五镇镇守山东济南，北洋第六镇镇守河北保定，北洋第二镇镇守河北迁安。
四镇、五镇都是拱卫京畿要地的武力，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调动。六镇镇守京城南下通道，二镇镇守京城通往热河的北上通道。因此所谓北洋六镇，其实只有三镇是可以机动的。所以，当南北的革命大潮爆发之后，朝廷几乎没有多余的兵力去分头剿灭。
我们何须要南下，我们距离山海关越远，满清朝廷就越头疼。他若是调兵北上关外，那么南方的革命形势就大好；他若是调兵南下镇压保路同志会，那我们正可把北满经营成不可动摇的革命根据地，断了满清出关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