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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迟疑了片刻后说道：“是，我承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还有其他的理论家，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但是各位来了中国这么久，想必也应当了解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险恶环境，虽然我国因为处于帝国主义势力分治的状态下，可以借助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的力量。但这依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中国革命的敌人势力空前强大，而中国人民的力量却无比的弱小。
我们是在敌人的包围中走在了悬崖上架立的钢丝上，只要有一丝不慎，我们就将摔入万丈悬崖，革命的力量就要受到极大的打击，革命的时机也就一去不复返。
正因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所以中国革命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作为革命运动的核心，而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首先就要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一致。
列宁同志的建党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度，正是本党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列宁同志的这两项主张却并没有获得全党的赞成。如果我们不确立列宁同志为唯一的革命导师，并将质疑列宁同志的文章翻译给党内同志去学习，以目前本党同志浅薄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基础，很快就会陷入混乱，最终造成党内的分裂。
我不是说社会民主工党其他理论家的文章有违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目前的中国革命来说，它们并不是急需的理论。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我认为只有竖立列宁主义的旗帜，才能让党内同志坚定信仰，从而消灭党内在思想上的分歧，减少党内的内耗…”
“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我认为吴说的不错，我们没必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内部分歧带入到共和党内。眼下最为要紧的是保持党内团结赢得革命胜利，而不是去争论该由谁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力，这种事情等到革命胜利之后讨论也来得及。”
听到捷尔任斯基的主张后，巴拉诺夫也跟着出声附和道：“我也支持吴的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有一套革命理论去教育群众，而不是讨论革命理论有没有缺陷，我相信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我们迟早可以证明究竟谁对谁错的。”
看到两人这么支持吴川的主张，斯维尔德洛夫只是眨了眨眼睛，便开口说道：“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的话，那么我也支持这个主张。我过去为火星报工作过，对于列宁同志的文章比较熟悉，这个翻译局的工作不如就让我来主持吧。”
吴川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这才说道：“我觉得既然本党决定了，要竖立列宁主义作为本党的革命实践指导理论，我们就应该慎重其事。关于列宁文集的翻译工作，还是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吧，我作为翻译小组组长，你们三位作为副组长，对于翻译后的文章必须经过我们四人共同审核，方才允许刊印。”
斯维尔德洛夫沉默了片刻，方才点头说道：“这样也好，我会尽快同列宁同志进行联系，请他将过去写作的文章托人带来远东的。”
捷尔任斯基同样点头表示了赞成，不过他很快就岔开话题道：“对于吴今日下午遇到的围困事件，我以为革命卫队在这件事上是负有责任的。
既然现在大家都在这里，那么我也提一个建议，我认为革命卫队应当进行一次改组，改变现在粗糙的负责分工，建立更为明确的责任部门，以防止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以我们现在所要应对的敌人来看，我们现在不管损失哪一位同志都是不可接受。我们需要一只更有革命热情和负责任的革命卫队。”
吴川看着他好奇的问道：“那么捷尔任斯基同志，你打算怎么改组现在的革命卫队？”
捷尔任斯基毫不客气的说道：“中央和地区两级组织我觉得不必变更，但是革命卫队内部应当分为六个处，一处负责内部保卫工作，二处负责肃清敌特，三处负责电讯，四处负责情报，五处负责后勤保障，六处负责人事…”
听完了捷尔任斯基的改组设想，吴川只是思考了片刻，就补充道：“再加一个七处，负责文化宣传，引导公众舆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