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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需要购买一台新式的印钞机器，并对新纸币进行制版，这需要从欧洲进口。”
康斯坦丁琢磨了一下吴川的条件，便不由发问道：“既然是一间中资银行，那么你的意思就是外国的股份不能超过50%了？”
吴川深呼吸了一次，方才点了点头说道：“49：51，或者50:50，但经营权归中方。”
康斯坦丁盯着吴川的眼睛看了许久，方才再次开口问道：“想要控制东北的商品粮贸易，那么你知道这件银行的股本该需要多少吗？你确定你能筹集到股份所需的资金？”
吴川不假思索的回道：“东北五大主粮中，以大豆和小麦的商品率最高，近80%是用于市场交易的。按照我的估算，大豆和小麦的交易市值应该不会超过4.5亿银元。
因此银行的股本设定为两亿银元或是2.7亿卢布，我认为是适当的。我相信东北的商人对于能够把农产品的定价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是应该感兴趣的，这一亿银元的股本应当不难筹措。”
康斯坦丁想了许久方才说道：“50:50我想伯爵阁下应该是能够接受的，不过经营权的事情还需要获得伯爵阁下的首肯。另外我建议你最好有提高股本的准备，以我对伯爵阁下的了解，这个计划真能获得他首肯的话，那么对于东北的货币发行权就势在必得，因此银行的股本可能会设定在4千万英镑或更多一些也说不定。只有一次性打垮那些纸币，新发行的纸币才能在东北站稳脚跟么…”
就在吴川同康斯坦丁交谈的时候，朱和中同中国同盟会黑龙江支部推事孟继周等人，正从哈尔滨火车站走出来。虽然此时的道里区繁华已经超过了齐齐哈尔，但孟继周却无暇顾及身边的街景，而是再次患得患失的向朱和中问道：“孙先生称赞吴先生在革命理论上别有建树，这是真的吗？他真的认为革命能在黑龙江首先成功？”
朱和中丝毫没有心虚的回道：“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时间紧迫，吴先生本打算前往美国同孙先生一起碰面，讨论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的。但是吴先生以为当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快要成功的时刻，因此才放弃了前去美国同孙先生见面，先行返回国内准备革命的事业。”
站在孟继周身后的车席珍不由半信半疑的问道：“可是广州起义不是才刚刚失败吗？如果满清政府真的要垮台了，为何南方的起义还会失败呢？”
朱和中这时倒是完全相信了吴川的判断，不由愤愤的说道：“在广州起义之前，吴先生已经对这场起义进行了劝阻，但是某些同志因为私心还是不管不顾的发动了起义，结果遭遇到了失败。这并不是革命的失败，也不是满清政府的强大，而是我们选择的起义时间不对，另外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徒以本党同志的血肉之躯同那些清军顽固分子搏斗，这哪有不失败的道理。”
听到朱和中毫无顾忌的批评着同盟会内部的山头主义，孟继周等人倒不敢接话了。黑龙江中国同盟会支部的创始人是旅日留学生匡一，也只有他才是黑龙江支部同同盟会总部之间的联系人。
匡一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并获得法学士学位，之前任黑龙江省高等审判厅推事，但是就在广州起义爆发的时候请假回湖北老家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因此黑龙江同盟会现在正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省城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同盟会员正处于各自行事的处境。
齐齐哈尔这边的同盟会员觉得应当先等匡一回来，然后服从同盟会总部的命令进行革命。而哈尔滨这边的同盟会员则认为革命不必等待什么上面的命令，只要时机成熟了就应该时不我待的发动革命。两边因为这样的分歧而陷入了谁也不能说服谁的状态，于是干脆就各自管各自的想法去干了。
孟继周的名望远不及匡一，自然无法说服日趋分裂的黑龙江同盟支部，结果就在他束手无策的时候，朱和中跑来了齐齐哈尔。在清末，但凡只要出国过的留学生，十有八九都是革命党，哪怕有几个不是革命党，他也认识几个革命党人。
三个德国留学生突然跑来了齐齐哈尔，孟继周这些同盟会员自然是要去接触一下的。结果一接触之后就发现，原来对方也是同盟会的同志，而且还同孙先生见过面，这就让孟继周这些同盟会员立刻从心理上靠拢了朱和中等人。等到对方提出要在东三省发起一场革命，就立刻引起了这些失去组织的同盟会员的跟从心理。
在这个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失去了和同盟会总部联系的黑龙江支部，就感觉自己像被困在了一座孤岛上一样，失去了对外界的了解。朱和中等人不仅带来了同盟会总部的消息，还准备在黑龙江发起一场革命，立刻便让黑龙江支部重新回到了革命的潮流之中，自然也就成为了他们眼中领导革命的特派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