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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人再彪悍也不能三线作战，便私底下与同是基督教的波兰王国偷偷联系求和；波兰王国苦于战争久矣，打到现在有点力不从心，双方是一拍即合，从罗斯人讹诈笔不菲的费用；可大军还是摆在边境地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专心对付强大的瑞典。
病急乱投医的罗斯人相信了波兰人的“鬼话”，哪管以后会怎样，开始从西线撤军，留下部分军队防备克里米亚汗国，纠集大军准备扑灭新生的西伯利亚汗国。
要不说欧罗巴各国别看平时亲如兄弟，实则个个包藏祸心想祸水东引；罗斯人从西线撤军就没通知身边的“盟友”瑞典，其险恶用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罗斯人的“独走”行径让瑞典陷入被动，虽说此刻的瑞典强盛无比，领土包括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那也只是在吃以前的老底子，要它独立面对波兰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合进攻，不花殿血本肯定是有难度的，也是埋下自后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的祸根。
莫斯科公国退出欧罗巴大陆的战争，北面压力减少的神圣罗马帝国将重心转移到西线（南面）；欧洲“三十年战争”由于某人的诡计出现变故，时间拖得更久，也打得更惨！
按照五军都督府的秘密计划，东进的罗斯人由卢象升的第七军主要负责应付，至于孙应元的第二军则是用来对付中亚诸多汗国。
罗斯人的军事部署，自有各族密探报来，皇家陆军骑兵第十镇秘密进入西伯利亚汗国境内；征北将军卢象升带着直属旅也到了鄂木斯克，与驻守此地归属第二军的一个骑兵团汇合，统一北线明军的指挥权。
而刚向大明递交请愿书的哈萨克汗国则表现极极，暂时放下与准噶尔人的恩怨情愁，开始召集军队协防；征西将军孙应元不顾军法官文孟希的反对，留参谋长尤世威带兵驻守伊宁，自己带着贺虎臣的骑兵第三镇进入哈萨克汗国境内，准备从侧面打罗斯人一个搓手不及。
各方调动频繁，西伯利亚是战云密布，史称“第一次西伯利亚战争”一触即发。
要知道，这不是最后一次战争，罗斯人在不同时期先后打了三次西伯利亚战争，结果不算很差更不能算好，第三次战争过后，被战争耗去国力的罗斯人彻底失去了乌拉尔山脉及其东部地区。
先不聊还没开始的战争，咱们再次将视线转回大明内部。
天津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在南运河和北运河的交会处，史称“三会海口”，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唐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金代在直沽设“直沽寨”，元朝设“海津镇”，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
天津这个称呼与“靖难之变”有密切关系，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燕王朱棣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最后争夺皇位取胜。
为纪念由此出兵的“靖难之变”，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海津镇”改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作为扼守运河的军事、漕运要地，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带开始筑城设卫，称天津卫，后又增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合称天津三卫；一座卫城因地理原因，最后发展成为一座中型城市。
进入崇祯年间，天津三卫被整编为皇家农庄，天津卫变成了天津府，各类工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吸收大量闲散人员；靠近塘沽的天津海运码头、皇家天津船厂（内部称号‘塘沽船厂’）及天津煤铁联合企业等相继破土动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辽东战事的平定，天津海运码头的投入使用，从辽东凯旋回京的崇祯帝就是从着上岸；不久，弊端缠身的大明北方最重要的盐场——长芦盐场开始整改，使用了上千年内河漕运开始转向更便利的海运，与以往不同的变化，使得天津进入飞速发展期。
如今的天津早已不是当年“吴下阿蒙”，不仅传统军事、贸易（漕运）重地没有变化，如天津城是近卫军步兵第二镇镇驻地，戒备森严的塘沽堡驻有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海运码头边则是渤海分舰队驻地；随着那些大型工厂的相继落成投产，先不说海军的军事指挥学院设在天津塘沽，城内也开设各类新式学校，如天津商学院、津门文华学院、天津理工学院、天津海事学院等；下面还有各类技工学校和新式中、小学校，即将发展成北大明的重要的教育基地及工业基地；为适应发展需要让大明百姓参与政事，朝廷还在天津试点了参议院，至于说效果如何则是另一回事。
照大明目前的发展势头，天津必将将成为连接大明南、北铁路的枢纽中心，一些看到美好前景的大明百姓，开始向天津蜂拥而来。
问他为啥不去今再咫尺的京城，还会被人反问一句，不做官去京城干嘛？京城过于严肃，哪有天津这么轻松自在，在天津还能吃到美味的海鲜，这些京城有么？
京城有是有，可是哪有这边的便宜和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