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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晨杰和白钰分两路赶往现场，一个负责主城区到机场的七号路口，詹小天就困在那边因此俞晨杰必须亲自到场；一个负责港澳方向到机场的九号路口，车流量不如主城区但影响恶劣，这条路上往来的乘客近半是港澳和外籍人士。
正府班子成员只有四位没参加：楼遥继续回港口主持苦逼的改制工作；云歌吟回领导小组处理千头万绪的麻烦矛盾；郭守声协助周沐留守主持正府日常工作，同时做好相关情况的熟悉。
前往绕城高速九号路口途中，梅芳容有条不紊汇报了修建枫岭垃圾发电厂纠纷的由来：
早在十年前市正府就计划利用枫岭纵深地带和广阔环境建造垃圾发电厂，然而消息传开后林场附近居民担心垃圾焚烧对环境、健康以及房价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情绪激烈地到省府大院、市府大院前抗议，连续几个晚上上街“散步”，围攻前去勘探测量的技术人员等等，迫使该项目一度搁浅。
问题在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口迅猛增长，产业企业数量逐步上升，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令得原有为数不少且设备老化的垃圾处理厂不堪重负，某些地区真正出现“垃圾围城”现象。白钰在上电、湎泷采取的策略是把垃圾发电厂放到山里；吴晓台则利用浩瀚无边的大海；唯独勋城没办法必须与居民区共存。
林场一带已是市正府能寻到的居民密度最小，地方最空旷且最易于通风、散发有害气体……
“垃圾处理和焚烧技术已经很成熟完善，理论上可将负面影响降到与普通工厂持平吧？”
白钰问道。
梅芳容叹息道：“理论如此可实际上……根据规定首先应严格遵守垃圾分类，然后将其中能烧且不产生毒素的垃圾用来焚烧发电；不能烧的如塑料类、金属、玻璃、橡胶等做压缩和无害处理后深埋或填海造田。但在实际操作中，十有八九都打着垃圾发电招牌拿正府补贴，不管能烧不能烧一律焚烧，产生大量燃烧不充分的垃圾……”
生活垃圾本身含有二噁英，焚烧过程中未能完全破坏或分解会继续残留在烟气、飞灰和低渣中；塑料、橡胶在焚烧过程中形成氯苯、氯酚、聚氯酚类物质等前驱物，在重金属催化下也转化成二噁英。
二噁英被称为“地球上毒性最强的毒物”，对生物酶有极强的诱变作用，具有“三致”作用即致畸、致突变和致癌。
加之旧电池、日光灯管、电子元件、涂料、温度计等含有汞、镉、铅等重金属及化合物，焚烧过程中因高温气化形成氧化物、卤化物挥发进入烟气。重金属易在人体内蓄积、导致慢性中毒，如慢性甲级汞中毒、慢性铅中毒、骨痛病（慢性镉中毒）等。
无机汞在机体内可使肾脏、脑细胞受损害，使中枢神经系统发生障碍，也可导致畸胎、死胎。
因此白钰所说“理论上”，的确所谓垃圾无害处理只存在于理论上，即使监管相对严格、管理体系完备的欧美发达国家，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不得不花钱运到非洲、南美等不发达国家“二次处理”。说得漂亮叫做“二次处理”，实质人工挑捡出有价值的东西后依然一骨脑焚烧，只不过把垃圾及垃圾焚烧污染转嫁到不发达国家而已。
反过来想，倘若欧美发达国家垃圾处理能够真正做到无害，何必花这个冤枉钱？老外精明得很。
听了梅芳容的介绍，白钰深深感慨。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邻避效应，即居民们因担心建设项目(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附近”心理，并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不甘承受“以我为壑”污染成本继而衍生对正府引进各种项目集体抵制的背后逻辑是，地方正府规划经济项目或公共设施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共享，但负面影响却由附近居民承担，因而有反对的理由。
要么不建，要么建到别处，建与不建产生的后果与我无关，那是正府考虑的问题。
你能单纯指责居民们不对么？历史的尘埃落到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身为正府官员不是只管面对老百姓讲冠冕堂皇、义正辞严的漂亮话，而要换位思考，真正从老百姓角度考虑问题。
“关于林场附近居民强烈反对修建问题，过去十年里市区两级正府做了哪些工作？”
白钰问道。
霍忠分管民政、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社区管理、城乡统筹等领域，每项都挨得上，面对白钰发问，他尴尬地咧咧嘴道：
“落实到林场所在居委会做配套思想工作……垃圾发电厂承建商也逐户宣传发动，都，都作了很多努力……”
敢情市区两级正府啥也没干！
“宣传资料有吗？我看看。”白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