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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恰恰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折冲府,连岭南交广如今这般富裕的地方,都还是当年秦琅守南疆时,增设的那点军府。
来济等都希望更改制度。
提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府兵移边,世镇边疆。
把大量的折冲府,部署到边疆地区去,以后直接以边地的折冲府兵轮番镇守边疆,不用再总是从中原内地抽调府兵戍边了,一来省了轮番远戍之苦,二来边兵更熟悉边地。
而且各地的原都督府制度与新府兵制相结合,到时兵将合一,将知兵,兵知将,兵将也都熟悉边土、边敌,甚至是以边地税赋钱粮留边供军。
这套东西,在秦琅看来有种浓烈的以辽人守辽土的感觉扑面而来,或者说,这就是唐朝自高宗武后开始出现边疆藩镇,在唐玄宗时形成正式节度使制度的一套东西。
本质上,都是因为边地军事攻防军事的迫切需要,原有的旧制度无法跟上形势,而采取的一种新制,或许称为打补丁。
这套东西当然有很强的实用性,比如说若是折冲府部署到边疆,不管把现在关陇中原的府兵迁移过去,还是以后在边地点选新府兵,以边民守边地,守的也是自己的家园,他们当然更有动力。
二者就算是轮番戍边,也是就近当值,不用说从河南到西域万里上番,路上就先浪费一两月,更别说过去后不适应那边的气候不熟悉地理,不熟悉对手敌人等等。
而给予边将更大的权力,那么实际上就是战区或军区制度了,到时拥有很强的指挥自主权,甚至是军区拥有相对独立而稳定的财赋钱粮供应,这对于西域这样万里之外的边镇,是非常有必要的。
处处由朝廷枢密院来指挥调动,这是跟不上节奏的,而如果边军的钱粮器械完全由朝廷调拔供应,也跟不上。
当然,边地穷,在如今的情况下,中原富裕,边地就算有一定的财政权,也还是穷,仍然还得朝廷财政支持养兵,但起码得让前线拥有一定的独立指挥权和财权。
想法是好的,这毕竟也是根据已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属于头痛医头的办法,但这种打补丁式的措施,将来可能会带来的问题,他们也许能预料到,或预料不足,但先解决眼前出现的问题,也是当务之急。
如果将来出现说比如北魏的六镇这样的变化,那也是将来的事情,也许以后还能找到新的解决办法呢?
北魏立国之初,建都平城,处于代北,所以草原上的柔然对他们的威胁最大,为此北魏沿着阴山燕山一线,先后建立了数个军镇,其中以武川、怀朔六镇最强。一开始,北魏重视六镇,毕竟就在国门口,六镇待遇高,勋戚贵族甚至士族豪强子弟争相前往六镇,这相当于是镀金一样,也是大好的建功立业的机会。
但后来随着北魏迁都洛阳,局势也渐渐好转,北魏对于处于塞北的六镇,慢慢的就忽略甚至轻视起来,逐渐功勋贵族高官子弟们就不肯再去六镇,六镇里的将士们也难再有好的升迁,甚至钱粮器械等也补给不足,甚至一度沦为罪犯们的流放之地。
北魏骄傲的六镇,成了人人厌恶的边荒,于是最终六镇大起义,把北魏掀翻了,而后来取代北魏的六欢集团和宇文泰集团,也都是当年六镇的人。
历史上,唐玄宗时建立起来的大唐边地十镇,最终也失控了。虽然造反的东北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率领的东北军团,其实在当时几大军团里并不是最强的,剑南、陇右才是势力最强,甚至朝廷优先防范的,但就算不是最强的东北军团的造反,依然势如破竹的攻进了洛阳、长安。
这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结果,武德贞观朝重心是统一天下,安稳中原,所以天下精锐尽在关陇。到了唐玄宗时,已经是达到一个扩张的顶点,东北方向,一直在辽东、朝鲜半岛征战,甚至一度灭掉了百济和高句丽,后来因调兵去应对吐蕃和漠北胡人,让新罗人趁机抢夺了大同江以南,奚契也一度叛服不常。
在陇右剑南,则要面对的是吐蕃和南诏的联合逼迫,在西域,又得面对着西突厥人的反抗,还得与吐蕃争夺,更要面临大食人的进逼。
辽东辽西、剑南陇右、河西西域,这些战场太过遥远,而且已经不是贞观初那种临时性的征讨作战,而是沦为了拉锯式的常态化战争,双方割据拉扯,常期战争,这种情况下,大唐的军事制度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形成了三大边军集团,久驻边地,反而是两京和中原地区,反而空虚了。京畿虽有禁军,但禁军久不上阵,完全不能打,面对着河北叛军,中原是一溃千里,京畿禁军也是连失两京。
秦琅做为一个后来人,现在看来济他们提出的军制改革,便一下子看到了这种改革要面临的隐患。
这基本上就是要设立边镇节度使了,边镇军事集团化,未来也必然出现强枝弱干的情况,就算大唐现在有二十万禁军,可边军面临的复杂军事环境,天天打仗,训练和装备肯定都强,而京畿禁军打仗经验少,就算装备精良但将来也肯定打不过边军的。
只是现在的情况,不改军制,则现在边军肯定难以长久维持控制住边疆安稳,更别谈继续对外扩张了。可改,则会强枝弱干,将来会可能边镇倒卷中央,甚至是藩镇割据。
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