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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的人名叫区良驹，国字脸，宽额头、高鼻梁，生得相貌堂堂，平常将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吃颗土豆要铺上手绢再仔细剥皮，喝个没几粒米的稀饭也像是品好酒，据说被俘前还是晋绥军的副团长。
他好像天生喜欢和廖百夏作对。廖百夏喜欢和战俘们聊天谈心，遇事也能出头替人扛着，所以逐渐成为这个监舍的“意见领袖”，日本人和伪军也乐得有这么个人维持秩序，所以对他也给些面子，甚至可以少出工或不出工。
而区良驹则不同，平常并不引人注目，喜欢躺在角落里睡觉，与人不怎么交流，基本上也不正眼瞧人。都到了这么个地步，还一幅“长官”的样子，因此很多战俘都想揍他，几名晋绥军战俘，大约以前受够了长官的气，经常找茬辱骂和欺负他，他也不生气，依旧我行我素。
但是基本上只要廖百夏说话，他都要唱反调。比如廖百夏宣传“团结抗战、反对分裂”，他就阴阳怪气地说“明明是共产党自己不听中央指挥，自己征粮、印钱，闹独立、占地盘，自己在搞分裂。”廖百夏宣传“发动群众、敌后抗日”，他就说“国军在正面战场拼命，你们打不过就跑，还尽搞些小动作。”
对此，廖百夏给予了有力驳斥，他说：“国民党中央政府不给八路军粮食，不给军饷，不给军火，八路军不征粮、不印钱还能生存吗？没有根据地，能打日本鬼子吗？有的国民党军队不打鬼子，却动不动就打八路军，这不是搞分裂吗？”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全中国人民都向他们致敬，但国军屡战屡败也是事实，丢失了大片国土；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数是沦陷区一片片夺回来的，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采取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有错吗？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不也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吗？”
区良驹嘴皮子明显没廖百夏利索，基本上是被噎得说不出话，但依旧坚持认为不服从中央，就是搞不团结，就是搞分裂。廖百夏知道遇到了这个顽固派没办法讲大道理，只能以“抗日”这个唯一共同点继续做思想工作。他也知道区良驹在战场上有勇有谋，打鬼子很有一套，所以对区良驹还是很尊重。
倒是中央军的有些战俘一起嘲笑区良驹：“打鬼子，共产党比咱们套路多，这个你他娘的也别不服气，再说了，看看廖先生就知道，共产党官兵平等，哪像咱们，长官天天拽得二五八万一样！你还别说，老子要是能出去，立刻投奔八路！”
中田佑男虽然发着烧，但神智还是清楚的，他觉得廖百夏说的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我们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不逞口舌之争。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和对付日本鬼子的残暴。”
中田佑男受到鼓舞，病情也似乎显得轻了起来，暗道：“当前我的目标，是记录和揭露这里的非人道行径，反对战争、呼吁和平！”
每天依然有战俘死亡，拉尸体的板车不时会光顾监舍，但中田佑男在廖百夏等人的照顾下，身体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张金合他们突然被鬼子押了回来，在残酷的镇压和高强度劳动下，两百多号人出门，路修了一半，就累死、被打死了四十多名战俘。张金合本来想偷个懒，结果被工地上的日本兵一顿鞭子，差点小命完完。他深刻体会到，自己虽然给日本人卖了好几年的命，但其实就是一条可怜的狗，随时都可能被杀死吃掉。
张金合的心中充满怨气，但活命的念头又让他充满恐惧，他回到监舍的第一眼，依旧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偷偷地投向了中田佑男，他发现中田佑男似乎也在注视着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甚至觉得这个哑巴无时不刻地想害死他。
他决定从今以后必须低调，夹着尾巴做人。
中田佑男的确对张金合颇感兴趣，但主要是出于职业习惯，想通过这个带队的班长，了解工地上的状况，比如那些战俘受到了什么样的非人折磨，是怎么死的，等等。不过，他也对张金合见到他时的那种害怕、不安的眼神感到困惑，生怕张金合看出了他是日本人，所以也决定对张金合避而远之。
中田佑男扫视了一下那些回来的战俘，发现那个看似文文弱弱的“小白脸”也在其中，甚至连伤都没有受，顿时充满了钦佩：人不可貌相，此人一定有料！
张金合通过卫兵传话，想见钱六，出乎他意料的是，钱六很官腔地答复说没空，并说以后如果有什么事自己会主动找他。张金合受到这种冷遇，心中直骂钱六不是东西，但又无可奈何。
钱六不见张金合，是因为那个时候恰好约了晏轲在战俘队部室见面。钱六得到晏轲的指点后，果然在和金翻译、陈医官他们的牌局中逐渐翻身，一晚上就把之前输的全赢了回来，所以特意要当面感谢晏轲。
钱六红光满面，对晏轲说：“轲爷，你说我要怎么感谢你？只要我能做到，一定义不容辞！要不要给你来点酒、上点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