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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制作二圣救苦丸？好，这个很容易做，两份大黄用酒拌粉，蒸后晒干，混一份牙皂粉以水打稀糊丸，每丸如绿豆大，依病情轻重一次服五十至七十丸，以冷绿豆汤混下，药到病除。”
龚廷贤也是老医生了，年轻时攻读科举，后来随父行医云游四海，遍访中原二十年，学习不论远代医祖岐黄、宗仓、扁鹊，金元时期的名医刘、张、朱、李，遍访民间秘方、验方，医治内、妇、儿、外、五官诸疾得心应手。
起先北洋军府征召医师时他并未在意，科举没考上官员，也就没指望着靠医术进太医院。
但如今一经合作，老医师确实发现北洋军医有理念很新潮，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与些许准备，可诸多理论还是像古代医方一样吸引着他。
最显著的特征就要算陈实功等北洋军医很固执的在找病因。
瘟疫，一直以来是很难找到病因的，人们根据天气变化、世事环境总结出一套可能会发生瘟疫的标准，诸如大旱之后有大疫、大灾之后有大疫、大军之后有大疫，但没有人去深究病是怎么来的，尽管早代先贤已认识到在人肉眼可查的世界之下，还有更小的微观世界，但那与医学无关。
历史上世界最早认识到病原且将瘟疫系统辨证论治的人在这一年才刚满周岁，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东山人，他叫吴有性。
而在此之前，龚廷贤的二圣救苦丸与吴有性之达原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更为简陋，这个药很有意思，也带着一贯的明确目的，把瘟疫想象成一种时行之气也就是反常气候携带让人生病的原因，反常气候中人体内正气少，被邪气侵入，因此致病。
龚廷贤的方法就一个目的——别管你邪气是从哪儿来，我把它从你体内干出来就得了。
陈实功在找病因、找对症，龚廷贤五六十粒药下去，体内的邪气发汗排出来、胃里的催吐排出来、腹中的大小便排出来，就依靠这么个简单的原理，把轻症患者体内来不及恶化的病毒排出来，剩下一点点排不出来的就靠免疫力干掉它，所以多有药到病除的。
但你问龚廷贤这病是什么原因，龚廷贤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时候治病救人，比寻找什么原因重要得多。
陈实功的治疗方法则是另外一种方向，他不但要治病，还要肩负起州县长官的使命，他要治病救人，也要使用官府权力大搞隔离、检疫，还必须要寻找到致病原因、传染原因，以防更大规模的传染。
这是传统医师从未涉猎的方向。
这对他来说太难了，即使经受东洋军府熏陶，内心十分确信关于病菌存在，有超人一等的阅历见识，也太难了。
因为这不单涉及医学，更多的是城市管理与公共卫生，只有回到大明才知道亚洲人民究竟生存在何等的水深火热之中——在一个拍脑袋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大帅带领下，几名没有地方任职经验的二把刀县官，在没有地方成熟佐吏的辅佐下，依靠天下最强大的暴力集团，苦心经营着几座管辖超十万人口的大县。
这么一个组合如果在大明腹地，当地百姓怕是早就揭竿而起了。
只有亚洲人民，非但不觉得他们治理水平差劲，反而觉得非常好，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