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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年～1068年）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治平三年（1066年）撰写了《通志》奏呈，宋神宗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西宁三年（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政未成，于是求外任，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成书， 元佑元年（1086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宰相。全面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政。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
聪明机灵
在山西省夏县西北，有一个依山傍水的村落，这就是司马光的故乡。在宋代，夏县不属河东即现在的山西省，而属陕西管辖。所以当时司马光和其他人，都称司马光为陕西陕州(今夏县)人。司马光的籍贯是山西夏县，但他却不是诞生在夏县。而是生在光州(今河南光由县)。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司马池，在考中进士之后，便在光州等地作官。司马光在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出生于光州，所以单名“光”；后来，司马光又称“司马君实”，那是因为他一生忠诚老实，不作口是心非的事；又叫“涑水先生”，他的家乡有一条小河叫涑川；不过，他自己则喜欢叫“迂叟”，意思 是他老实忠诚到近乎“迂”的地步。
学习刻苦
司马光6 岁始读书，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 司马光出生在一位做官人的家庭。他七岁那年，就开始专心读书。不论是大伏暑天，或者数九寒冬，他总捧着书不放，有时候连吃饭喝水都忘了。他不但读书用功，而且很机灵。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子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到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一面哭喊，一面往外跑，找大人来救。司马光不慌不忙，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块大石块，使尽力气朝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这件偶然的事情，使幼小的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司马光六岁起开始读书。七岁那年，老师讲《春秋左氏传》，他听得津津有味，回家以后，讲给家里的人听，讲起来头头是道，家里的人都很惊奇。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从此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司马光20岁那年，考中了进士，做了官。但他继续刻苦学习，一有空就钻研历史。他发现从古以来历史著作非常繁多，一个人花一生精力，也很难读完。他想，要是有一部系统完整的通史能供读书人学习，那该多好呀！经过反复思考，司马光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他对人说：“春秋以来，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从《史记》到《五代史》，合起来已有一千五百卷，读书人读好多年，不能读完，读了一辈子，也不能讲出大略情况。我想写一部历史书，上面从战国开始，下面到五代为止，用左丘明（《左传》的作者）等人的编年体裁，采纳各种各样的说法，写成一家之言。”体裁确定了，他先编了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大事年表，对历代的治乱兴亡作了扼要的叙述，书名叫《历年图》。接着，他又花了两年时间，按照年代顺序，把周、秦历史编成八卷，书名叫《通志》，这也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幼年时代的司马光，随着父亲的到处作官而奔波南北，他到过浙江杭州，安徽寿县，四川广元等许多地方。这些南国风光，给他以美好的印象。成年之后，司马光还经常回忆幼年时代的南国春秋，留恋那里的风土人情。
司马光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曾是四品官；担任过北宋中央政权中的天章阁待制等要务，但并不是权臣贵戚，更不是奸邪之徒。而且，司马光的先辈，是普通农民。司马光曾经说过，他的祖辈在埋葬时，连棺材都置不起。这种家风，给司马光以很大影响。司马光一生光明磊落，以清贫而不贪不奢为荣，并且希望这种家风，能传至后代。他在给他唯一的儿子司马康的训示中，就曾严格要求儿子俭朴，要求儿子不作亏心事。
事实上，司马光的父亲，也是这样要求司马光的。年幼的司马光不会剥核桃，别人间他核桃是否是自己剥的，他说是；正好叫司马池听见了。大骂儿子说谎。这件事对司马光教育很大。从此，司马光立志不说谎话，并且说到做到，终生不说假话，被入传为佳话和效法的榜样。不过，父亲要求司马光的主要方面，还在于读书求知。六岁开始，司马光便在父亲指点下，熟读文史。司马光不是神，也不是天才。他缺乏王安石那种过目不忘的聪敏和才气。他的学识渊博，来自惊人的刻苦精神。他睡觉用的枕头，是一段圆木，叫“警枕”；圆木容易动。使人睡不稳。只要圆木一动而司马光惊醒，就立即起床挑灯夜读。正是这种精神，使司马光从小就博览群书，学力超群，而且功夫扎实，甚至不惜死记硬背。这就为他后来的治学和参政，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步入仕途司马光15岁就被录取为官。不过这是根据北宋规定，由于司马池是四品官，所以可以录用自己的儿子。这种“恩荫”即赐官，当然只能是一些待遇，而不是真的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司马光不想靠父亲的官位来庇护和赐与，他有自己的抱负。为此，他在20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荣获进士甲科。这是很不容易而又是十分光彩的事。考中进士，才可以真正做官。司马光先后被任命在华州(今陕西华县)、江苏苏州等地；作判官之类的小官吏。还曾在杭州、虢州(今河南灵宝)等地闲住。庆历元年(1041年)，司马池病逝，司马光将父亲安葬在夏县家乡？自己也在那里服丧。直到四年之后，他才丧满在河南重新任职。从宋代到近代，有一种看法，认为司马光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由于王安石是南方人，了解南方的社会情况：司马光是北方人，只了解北方的社会情况，所以两人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看法是表面的、片面的．司马光虽出身于北方，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多在南方生活或做事，并且多次到过东南沿海各地。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0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从20岁到45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039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044年），服除，授书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049年）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052年）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书。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058年）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嘉祐八年（1063年）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 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司马光政治生涯的转折，是在他27岁那年．他终于被调到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先是担任中央政权中的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一般职务，后来又担任了馆阁校职，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参与了有关刑事、礼仪及编校书籍等工作。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朝廷情况，了解北宋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当时宰相庞籍被免职，司马光离开了首都．庞籍是司马光的知音，司马光的入朝为官，得力于庞籍的推荐。如今庞籍离京，而且希望司马光跟他一起走．司马光思虑再三，为报庞籍知遇之恩，毅然弃官与庞籍一同到了郓州(今山东东平)。司马光在那里，仅担任了郓州典学和通判．通判是考察官吏治绩优劣的苦差使。这是至和元年(1054年)。第二年，司马光又跟随庞籍调到并州(山西太原)，任并州通判。
嘉祐二年(1057年)，司马光遇到了第二次转机。他再次被调入京，担任开封府推官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谏院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司马光担任谏官五年，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从内政外交，到社会道德，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这是司马光从政以来的黄金时代．现在看来，这些批评和建议，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但他反对北宋中期的因循苟且，弊病丛生，证明了司马光当时既不守旧，更不顽固，而是主张改革朝政的有志之士．遗憾的是，当朝皇帝宋仁宗和宋英宗对司马光的意见，大多听而不闻，不置可否．这就使司马光失望、苦恼。他终于决定力辞谏官之职，就任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位直气方刚的年轻皇帝，锐意改革。这就决定了北宋很快掀起了改革之风．本来，年富力强的司马光，在改革之风中可以意气风发地大干一番事业．宋神宗对司马光也十分看重，经欧阳修推荐，司马光被攉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成为宋神宗的顶梁之臣．宋神宗还曾想让司马光主持朝政，领导改革．然而，由于司马光同王安石之间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方面，产生了分歧与对立，而宋神宗又支持王安石，司马光终于又一次离开朝廷，被罢了翰林学士等职，于熙宁三年(1070年)到水兴军（今陕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司马光是多么不愿意离开首都啊，他是多么希望宋朝能够振兴啊．然而，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熙宁四年(1071年)初夏，司马光又辞去了永兴军公职，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是有官无权的名誉差使。从此，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内一住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司马光虽然仍然关心着当朝的政治风云，但既不能参与朝政，也不想参与朝政，而是埋头于完成自己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离开首都到西安，再由西安到洛阳，这是司马光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转折．这转折，对司马光来讲，是祸从天降．然而又有谁不为司马光的因祸得福而敬佩呢举世闻名的《资治通鉴》，正是由于司马光可以闲居洛阳十五年，专心致志地修成了．这才真是我国乃至世界史学史上伟大的创举．司马光将与《资治通鉴》永存。
仁义礼信 治国治民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他尊孔称儒，主张以仁义礼信来治国治民。他主张对百姓实行仁政．所谓仁政，就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司马光的“兴教化”，加强了思想道德教育，改变社会风气．司马光认为文化教育是国家大事，应该抓紧抓好．如果天下百姓思想不一致，就不可能同心同德地为宋朝统治服务，就会发生问题，动摇统治基础．因此，他十分注重学校教育，注重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当然，他所提倡的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不能超越封建思想道德的范畴．但是，司马光的立足点，是要对人民实行“仁政”，不主张对百姓实行残暴统治．他甚至认为，老百姓反抗朝廷，发生暴动，责任不在人民，而在于统治者，是各级官吏官逼民反，而不是百姓天生要造反。为防止百姓主要是农民起义，司马光强调要“修政治”，即选用好人才，修改好政策法令，严明法纪等。
司马光的“养百姓”，就是要宽待百姓主要是农民，不要过分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在司马光看来，农民是天下衣食的直接生产者，如果不让农民休养生息，维持简单再生产，那么，不但农民活不下去，国家也将贫穷衰亡。这种“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支配着司马光的行动。他一再反对当朝向农民增加税收．他极力劝谅统治者不要挥霍民财。由于灾荒，许多州县老百姓受饥挨饿，“民多莱色”，而朝廷官吏还在那里搜括百姓，挥霍浪费，他怒不可遏，坚决要求朝廷节省开支，罢宴罢赐．而他自己，则带头将恩赐交给公用。由于北宋农民徭役即无偿为国家劳动大多，甚至使农民流离失所，司马光建议减轻劳役负担．有一次，司马光拍案而起，坚决要求皇帝“更下诏书，深自咎责，求所以事天养民，转灾为福之道。”也就是说，司马光要求皇帝深刻检讨，并且让大家都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养民”即让人民生活得好些，以转灾为福。这种为民请命的胆量和气概，当时并不多见。
“养百姓”是前提，“利万物”是目的。所谓“利万物”，就是有利于物质生产。司马光不是清淡家或空想家，他知道要国强民富，不发展生产，不重视生产，不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是一句空话。因此，司马光同样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他明确地说过，农业是国家的根本，而当时的一些政策法令，已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他曾尖锐指出“害农者政也”，即政策阻碍了发展农业。他建议“为今之术，劝农英如重谷，重谷莫如平籴”。在他看来，光是口头上叫喊重视农民，劝告农民好好生产，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能够安居乐业．所谓“平籴”，宋初，旷常平仓”，是行之有效的重农政策：在丰收年景，政府以高价大量购买粮食，避免谷贱伤农；而在灾害兼收之年，政府则以低价将粮食卖给农民，甚至救济贫民，以免谷贵害农。这种措施，到司马光时代已经名存实亡。司马光再三主张整顿和恢复“常平仓”以促进农业生产。
司马光在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任谏官和侍从时，更对时政提出了许多革新意见。例如，在人才问题上，司马光反对冗官成灾，因循守旧，无所事事的恶劣风气，主张精兵简政，主张打破门第出身，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主张以实际才德，越级提拔重用各种专门人才。又如，当时冗费和冗兵惊人，成为极大祸害，他主张兵在精而不在多，主张还兵于农，不要扩军，要让士卒回到农业生产上去；而对于国家无度的开支，他更严厉要求上自皇帝，下至县吏，应该节约为民。再如，司马光对于当时朝廷麻木不仁，反而以歌舞升平来掩盖问题成堆的状况，十分不满，指出这是不事进取，得过且过的坏风气。他强调“务实”，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他自己，则是埋头苦干的务实家。有一次，司马光叫人去卖掉他家的马。他嘱咐卖马的，一定要讲清楚，“此马夏月有肺病”，不要欺骗别人。卖马的暗自发笑：司马光简直老实到愚蠢的地步。还有一次，他为村民讲学，村民提出一个怪问题，司马光老实承认，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能解答；以后研究清楚了，再来回答你们。
反对变法
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司马光政治生涯的重要方面。无论从私人情谊上讲，还是从政治态度上说，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十分和谐与一致。当时的所谓嘉祐四友，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俩人时常相聚交谈，以诗唱和，以文会友。从主张改革时弊的文论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俩人的政治观点基本相同。即使是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准备推行新法之初，司马光还对王安石抱有好感。有人攻击王安石时，司马光并不赞成，认为是言过其实。
司马光忽然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于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新法“与民不利”。变法之前，王安石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主张和意见，但是，变法开始之后，王安石实际上把发展生产放在次要位置，而急于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北宋中期尽管税收数倍于国初，但由于冗兵、冗费和冗官等的巨额开支，造成了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宋神宗即位，碰到的难题首先就是财政困难。他曾召集王安石、司马光等，询问如何解决财政困难。司马光回答，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如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就可以省下来。王安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从理财上着眼。王安石所说的理财，主要意思就是想方设法增加朝廷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必然要增加对地主与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税收或变相税收。司马光当场激烈反对王安石的这种主张。他说：天下财物百货，是有限的，不在老百姓手里，便在政府手中，如果增加税收，就是侵夺百姓财富，造成民穷国富，王安石并没有听进司马光的意见，而是在变法实践中，果然用各种办法，加重了地主、农民等的负担，从而解决了财政困难。这就使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矛盾与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直到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最后变成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