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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特太太跟宝宝一起躺在床上，靠着两个脏枕头，被子一直拉到下巴。我进屋的时候，她就那么盯着我，一双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眶。
“孩子们都长了虱子。”
她噘了噘嘴：“你呢？”
“既然他们都得了，我也有可能得。”
她似乎寻思了一会儿，接着说：“是你把虫子带进来的。”
我的脸红了：“不，夫人，我不这么认为。”
“它们总是谁带进来的吧。”她说。
“我觉得……”我开口说道，但实在难以启齿，“我觉得您可能得查一下这张床，也查一下您自己的头发。”
“就是你带来的！”她边说边掀开被子，“你跑到这里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你比我们谁都强……”
她的睡衣在肚子上皱成一团。我看到她大腿间毛茸茸、黑黝黝的一丛，赶紧尴尬地转过身。
“你敢走！”她尖叫起来，一把抓起哇哇大哭的内蒂夹在胳膊下，用另一只手指着床说，“先把床单用开水烫了，然后用梳子给孩子们清理头发。我早就警告过杰拉德，不能把个流浪儿带到家里来，天晓得她去过哪里。”
接下来的五个小时比我想象中更凄凉：我烧了一罐又一罐开水，倒进一个大盆里，同时还得提防着，免得烫伤孩子们；把所有能找到的毯子、床单、衣服放进热水里，用碱皂费力刷洗，再把它们塞进手动绞拧机。我几乎转不动机器的手柄，手臂阵阵疼痛。
格罗特先生回到家，跟待在客厅沙发上的妻子说了会儿话。他们的只言片语飘到了我的耳边：“垃圾”“寄生虫”“肮脏的爱尔兰人”。过了一会儿，格罗特先生走进厨房门，发现我跪在地上，正用力扳动绞拧机的手柄。“上帝啊！”他边说边开始帮忙。
格罗特先生也认为床垫上可能有虱子。他觉得我们只要把床垫拽到门廊上，浇上开水，就能灭虫。“我真有点想也这么收拾那些小孩。”他说。我知道，他这话可不仅仅是玩笑。他拿着刮胡刀飞快地给四个孩子剃了头。尽管我已经用尽全力扶住他们的头，孩子们还是扭来扭去，因此头上到处是刮胡刀留下的划痕和血口子。他们的模样让我想起一战后返家士兵的照片：秃着头，眼神空洞。格罗特先生在每个孩子的头上擦上碱水，小孩们的尖叫哭喊此起彼伏。格罗特太太就坐在沙发上看着。
“威尔玛，轮到你了。”他转身面对着她，手里拿着刮胡刀。
“不。”
“至少让我查一下吧。”
“去查那个女孩，就是她带来的。”格罗特太太扭过头，望着沙发后背。
格罗特先生示意我过去。我解开梳得紧紧的发辫，蹲在他面前，他轻轻地理着我的头发。他的呼吸吹上我的脖子，手指轻抚我的头皮，让我感觉很古怪。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捏到了什么东西。“嗯，你头发里也有虫卵。”
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个人长着红头发。我曾经问过爸爸，这头红发是从哪里来的，他开玩笑说，一定是生锈了。爸爸的头发就是黑色的——他说是多年辛劳中熏黑的，但他年轻的时候，头发的颜色却更偏赤褐色。他说，跟你的头发不一样，你的头发那么明丽，就像金瓦拉的落日，像秋日的红叶，像戈尔韦郡那家饭店橱窗里的锦鲤。
格罗特先生不愿意把我的头发剃光，他说，那简直是犯罪。他用拳头绕起我的头发，从颈背处一刀削落。一绺绺发丝滑落到地上，他又把我剩下的头发剪到差不多两英寸长。
接下来四天里，我困在这间苦不堪言的屋子中，又是生火又是烧水。孩子们照旧碍手碍脚，哭闹不休。格罗特太太带着长满虱子的头发又躺回潮乎乎的床单和发霉的床垫上。而我对眼前的一切无能为力，毫无办法。
“我们很想你，多萝西！”回学校的那天，拉森小姐对我说，“哇，新发型啊！”
我摸摸头顶上竖起的短发。拉森小姐知道我为什么要剪短头发。当天从校车上下来，我递给她一张便条，便条里写得清清楚楚，但她一个字也没有提。“其实吧，”她说，“你看上去像个摩登女郎。你知道摩登女郎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就是那些大都市里的姑娘，剪短了头发，出门跳舞，总之随心所欲。”她冲我友好地笑笑，“谁知道，多萝西，说不定将来你就是她们中的一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