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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将军，绝不可能！你我二人虽然说不上兄弟关系，却也是要好的很啊！我素来仰慕毛将军的才能，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事情？”袁崇焕一个劲的喊冤。
毛文龙哼了一声，没有理会毛文龙，而是问韦宝道：“韦公子，你能不能说说我？”
“毛将军没有什么好说的！毛将军已经为之巅峰，无法再升上去了，能保住眼下的一切，已经殊为不易。”韦宝道。
毛文龙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那我有何办法化解不被人杀掉？”
“这我真的不知道，小心一些吧！毛将军最缺的是帮助，从始至终，毛将军的一切，都是自己一个人努力而来，既没有上面的人帮助，也没有旁边的人，更没有获得过底下人的帮助！如履薄冰！我算是第一个帮助毛将军的人，也有可能是毛将军这一生，唯一值得信赖的人！”韦宝大言不惭的往自己脸上贴金。他的确是第一个，也很有可能是唯一为毛文龙提供帮助的人，但是韦宝自己并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救毛文龙，又亦或者是，自己会不会参与到杀毛文龙的人当中！
毛文龙感激的看向韦宝：“韦公子，我毛文龙不是负心薄情之人，谁对我有过帮助，我毛文龙绝不相负！那就真的没有办法化解命数了吗？我现在知道谁会对我不利，我杀了这人，不就可以了吗？”
毛文龙说完，瞪向袁崇焕，登时便起了杀心！
“毛将军，你别乱来，你不会因为韦公子几句酒桌上的戏言就当真的吧？”袁崇焕立时吓得魂不附体，要知道毛文龙能在域外带着几十万人混，本身便是很有杀气，很能掌控局势的人，这种人，一旦发现一点点的对自己不利的苗头，都会毫不犹豫的扼杀在萌芽之中。
毛文龙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但绝对是政工高手！不管是搞政治，还是搞情报，做特工管理工作，还是内政管理，毛文龙都做的非常出色。
韦宝自问自己若是没有金手指，没有镇远舰，光是作为一个穿越巨投身到毛文龙身上的话，绝不会比毛文龙做的好多少。
一点点可怜的后勤补给，别说几十万人跟随，就是养一两万人都很费劲，朝鲜完全没有用处，建奴追着打不停，就是后世的革命根据地也没有毛文龙这时候这么困难！
“呵呵，我怎么会当真？”毛文龙冷酷的笑了笑。
韦宝叹口气道：“毛将军，我劝你该多从自身的发展想想，将来若有人要杀你，也只会是因为你有求于人的时候，自身足够强大，让别人求着你，便不用担心被人杀了。换句话说，谁当蓟辽总督，只要是京城官场和辽西辽东当地将门利益结合体的代言人，都会对你起杀心，因为你的存在，将大幅减少他们赚银子的数目！”
毛文龙闻言，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是啊，谁用得着我的时候，都恨不得我立时和建奴拼死！但是用不着我的时候，恨不得我们东江军都是吃草的牦牛！一分银子，一粒粮草也不肯拿出来！这世道！”
“毛将军，只要你信得过我，以后你的后勤将不再成问题！我韦宝一个人就能包了，但我韦宝有事，也希望毛将军能鼎力相助，至少不要做落井下石的事情！”韦宝趁机打感情牌。
毛文龙目光深邃的看向韦宝：“韦公子，修饰的话我就不说了！你若信得过我毛文龙的为人，我不敢说自己是完人，是圣人，我也贪心，世上没有人不贪心，但我从来不负朋友！”
“多谢毛文龙能将我韦宝当朋友。”韦宝感激道。
“你今天能与我合作，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毛文龙举起酒杯，向韦宝敬酒。
韦宝也恭恭敬敬的斟满一杯酒，与毛文龙文绉绉的对饮。
袁崇焕见毛文龙似乎不再像刚才杀气那般重，急忙岔开话题：“韦公子，刚才那些话，你可千万不能到外面去说啊？这说出去，真的会害死人的！”
韦宝笑道：“我刚才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说啊，袁大人不必太紧张，不过，以你的才智，你的胆识，以你的性情，在官场大有作为，飞黄腾达，的确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只盼着你高升之后，不要忘记咱们今日曾经一道喝酒的交情便好。”
“不会不会！我不是那种人。”袁崇焕松了口气，对韦宝赔笑，又向毛文龙笑着敬酒：“毛将军，你千万别将刚才韦公子说的话当真啊？”
“刚才韦公子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啊！”毛文龙冷笑道：“若是我信了韦公子的话，我可能就只有四五年的活头了，以后每天岂不都要糟心死？袁大人，你现在的权势，别说杀我，与我一道饮酒，也要我肯才行，等你哪天真的到了有能力杀我的时候，我才会提防！你现在不必这么紧张！”
“是是，不过，不会有那一天的。”袁崇焕急忙陪笑，擦了擦冷汗，又故意岔开话题问韦宝：“韦公子是如何看待当初王在晋大人提出的全线退守关内的话？这与我们孙督师大人决战关外，一城一地与建奴争夺，限制建奴的策略是背道而驰的。”
“不错，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话题！”毛文龙赞同道：“几年下来，这个话题每逢与建奴交战啊，都会被人拿出来说。即便大家不在台面上说，也会私下里说。”
韦宝点点头，对于王在晋的事情，也略知一二。
王在晋，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进督河道，泰昌时（1620年）迁兵部左侍郎。
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今辽宁北镇）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
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兵部尚书张鹤鸣为视师辽东复命时说：“自辽患以来，经略死难系狱，累累匪一今日经略，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但秉正不阿，人醉独醒，独臣于在晋两人耳，在晋不足惜，如辽事何，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此臣不顾嫌疑，不顾仇害，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对王推崇备至。
蓟辽总督王象乾建议王在晋：“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在晋以“抚虏、堵隘”守山海关的方略，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
他认为，“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山海一关不过通夷贡夷之道，严远戍之防有两河为保障，何夷虏之足忧。而今且以为冲边绝塞，此岂有形之天堑，成不拔之金汤者哉。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博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
“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核道、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他发现山海关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建议修重城，重城修好以后，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极具战略目光。
朝廷发帑金20万两。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修筑到二百里之外的宁远，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八里铺重城停工，而为了“提掇道将之精神”（改善精神面貌），因此要到200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大力扩军备战（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的建议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
孙承宗的关锦防线很厉害，可是后来的关宁铁骑似乎也并没有多少拿的出手的战绩，大凌河之战、松锦大战什么的，明军全败了，而且关宁铁骑里有一些将领不听指挥，还有一些将领意志不坚定，撑不住就投降，结合起来看，孙承宗的战略能算成功吗？王在晋的主张是不是更合适一点？
“主要看大明的财政状况吧。”韦宝轻松道：“王在晋的策略比较实事求是，考虑到了财政问题和军队战斗力低下。孙督师大人的策略符合政治正确，朝廷听了会高兴。考虑到大明的国情，这个话不好说。弃辽守关，王兵部只怕会被爱国的人视为卖国贼！孙阁部也是废尽心血，戳力王事，赖何南辕北辙。可能孙督师大人的提案可能虽不符合明朝整体利益，但很可能符合可以接触征收分配到辽饷的人的利益，也让关宁军得到了更多的朝廷的转移支付。王兵部应该庆幸他的想法没有被采纳，否则他的下场不会好。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人借此攻击他一番。不要总想权谋，还要看地缘环境。听王在晋收缩进山海关的话，辽东的土地城市还有百姓怎么办？建州女真他们是渔猎农耕民族，留那么多地和人，努尔哈赤皇太极他们做梦都能笑醒吧？所以应该把人都迁进来啊，可是，这得多大的工程？大明朝廷若是有把几百万辽民迁进来安排好的财力，顺道毁掉辽东所有军事据点的兵力，有这些东西的话早几百年灭了后金了。哪里还用这么费事？”
袁崇焕和毛文龙闻言，不约而同的互相看了一眼，原本觉得韦宝厉害，但也只是正常人的水平，现在他们是真的墙都不服，就扶韦宝了。
韦宝居然可以一个人分别扮成两个人，自言自语？反正正话反话都让韦宝说尽了。
“那韦公子，我们朝廷的财政状况，现在到底怎么样？到底是全面出击，各地坚守，困死建奴的方略合适，还是王在晋全面退守，据守山海关以逸待劳的方略合适呢？”袁崇焕问道。
“我觉得，关键不是哪种合适不合适，而是根本无从选择！”韦宝答道：“不怕说句犯忌讳的话，现在的大明朝哪还有辽东啊，广宁丢失后，锦州以北早在后金的控制中了，明军能勉强控制的地区只有狭窄的辽西走廊了，而辽西走廊在军事上是死地，无论对明还是对金，都不适合长期驻军，所以后金对辽西的军事作战每次都是拔点抢东西而不是占领。不收缩等着被后金隔段时间就来收割呗。现在其实已经退无可退！大明即便缺银子，缺的也绝不是这么一点点银子，关外的问题，看着好像是在关外，其实都在关内！朝廷稍稍经济状况好转一点点，建奴立马都得逃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毛文龙听后大喜：“总算是有个明白人了。”不由的鼓掌为韦宝赞同：“真喜欢听韦公子说话，只有韦公子一个人的话能说到老夫心坎里去，跟老夫想的一模一样！”
韦宝呵呵一笑，这是很简单的认识吧？没有想到毛文龙这么激动。
其实全世界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只有一本书认为王在晋在山海关重城的策略不是错误的，那就是王在晋自己写的《三朝辽事实录》。
而且，王在晋自己也不明确当时谁对谁错，而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抬杠，借孙承宗的奏疏让人误以为孙承宗对他无法接话。完全是文字游戏。
纵观全书，给人感觉，那应该是孙承宗错了吧。
网络黑袁崇焕之风盛行之后，袁黑们意犹未尽，就把这事情拎出来。
因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袁崇焕一开始就激烈反对过王在晋！
这问题本来就是因袁崇焕而起，他与孙承宗观点相同，并最后成为弃建八里铺重关，改守宁远的倡导者、支持者及主要实施者。
只要有人说袁崇焕对的，网络上就有人站出反对，杜撰臆测，写了《明冤》、《奏折上的晚明》这些书。
生生创造出孙承宗、袁崇焕出错的观点，并使之成为流行。
其史料出处，就是这一本《三朝辽事实录》。
在明代，“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
《明史·职官制一》从来就没有“奏折”、“折子”这一类的说法，那是清朝的习惯，书名就纯粹是清宫戏看多了的产物。
这类书的读者，有些人心中的辫子剪不断，却常常骂别人是满遗，是鞑子。
究其实，《三朝辽事实录》也不是一本书，是言论横行之时发酵的一本自我标榜的东西。
明末清初那个时候，言论毫无限制，什么刊物只要你肯出钱，都可以付梓面市。
书中以万、泰、天三朝的辽事为基础，大谈自己如何如何怀才不遇，策略如何如何正确，孙承宗怎么怎么有贪污的嫌疑，孙、袁主张的辽人守辽土，最后怎么样，也不行了吧。如此等等。大多是个人之偏见，外加玩弄文字把戏。
关于在山海关修建八里铺重城与孙承宗的争论，这个事情是王在晋生平最出丑的事件之一，当然不能不提。不外乎又玩文字游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如果王在晋真的有道理，怎么最后是他被赶去南京兵部。而孙承宗代首辅叶向高出镇行边，督师辽东？
此事前有朝会，后有奏疏详细说明，是整个一系列的国家决策。
当时的时局，就算有部分朝臣是懵逼不懂，难道以叶向高为首的大臣们，是好蒙骗的小孩子吗？明摆着，王在晋就是错的。
孙公死难，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十日。清太宗兵破高阳，公以故相家居，阖门死义，子孙及兄弟之子若孙，力战骂贼，不屈而从死者至十八人。当时岂不震动天下？
凡有人心，孰不知哀之敬之？在晋为此书，其序跋正在戊寅、己卯之间。申用懋一序，纪戊寅秋日，在晋自序，纪戊寅冬季；其子会苾一跋，纪己卯上巳；盖刊行在高阳惨闻播之后。以人情论，对高阳纵有私憾，亦何忍遽谤书於元老甫经遭难之日？幸而在晋小人，只知恩怨，不知义理。一面造谤，一面又直供蓄怨之来由，恶直丑正，肺肝如见。——孟森《〈三朝辽事实录〉评》
大史家谢国桢搜尽明末清初史籍上千本，摘其目录索引，著成《晚明史籍考》一书。包融了很多甚至记载有明显错误的史籍，只要有一点史料价值，都名列其中，却偏偏没有这本《三朝辽事实录》。无非就是认为，此书所言所写，其实太过扯淡，毫无价值可言。
孟森对此书的评价更是刺骨，孙承宗在世的时候，你不敢黑他，到他死了你各种毁谤，王在晋简直无耻。
后世的网络上，有些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观点正确，不惜深挖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另加以脑补臆测，杜撰各种情节。把这本书奉为史料经典，拿这种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史料”，这逼格也装得也是够高。
谢国桢先生在《清开国史料》有收录《三朝辽事实录》，并有专门的评语。（王在晋）明初经略辽东，与蓟督王象乾专主款蒙古，守关门而弃关外。欲于关外八里筑重城，坚守御，其计颇左。唯是书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启丁卯十二月，叙事溯源详流。首总略，次编年及奏议，十余年之事，记载綦详，裒然巨帙，为治辽事者所必参考之书也。
以此看来，说谢老认为此书毫无史料价值，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谢老认为的史料价值，应该这样说，在明清易代之际，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史实记载最不较真的时期。什么人都可以写史，什么人都觉得自己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写的观点是对的。
以至于很多史料互相传抄，好几本书对一件事情同样的记载，犹不可信。
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史料，要有辨析的看。谢老所说的价值，是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辽事起（萨尔浒），到天启七年十二月这个期间，整个的辽事都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