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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官乃是中国古代独有的官职,据说始于齐桓公设“大谏”,以鲍叔牙任之。但是也有一杆子捅去周初的,说“保”就是最初的谏官,那么兴周之大保(太保)召公奭就应该是谏官首领了。
谏官的主要职责,是劝谏君主,并对朝廷施政提出自己的意见。秦代设谏大夫,属郎中令,汉代沿用,但属光禄勋,东汉改名为谏议大夫。此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以及朝官加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号的,亦皆负有谏议之责,
唐代最重要的谏官是左拾遗、右补阙——因名可知,此职是为了匡正君主的过时,补朝政之疏漏而设。
说白了,谏官的主要职责是面对君主的,必须能够指出君主的不足和错误,兼及议论朝政。此职自汉代始即受宰相领导,乃是相权制约君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此君主自然会产生不满,于是逐渐将谏官的职能分化,主谏君的转化为君主顾问官——比如侍中、散骑常侍等职;主议政的则演化为侍中寺、门下省等机构,逐渐反过来成为制约政府的工具。
历代以谏官讽君王、监政府,而以御史督责百官,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二者合流,并称“台谏”(台是指御史台),总监政府、百官,对于君主的讽谏职能却日益萎缩——君权由之渐盛。
固然,理论上凡一定级别的官员,都可以上书指责君主的过失,但大家伙儿既然还有本职工作,则除了少数几个特例外,讽谏君主的力度必然因此而减轻啊——君主之独裁,即自台谏合流后逐步成型和完善。
今天陈頵特意提出来,说关中行台就是个小政府,于军政两道的架构尚算严整、完善,可是为什么独独不设诤谏之官呢?在朝中,谏官之设是为了讽谏君王,而在行台,大司马你大权独揽,无人可以制约,倘若不设谏官,随时指出你的失误和缺漏,你就不怕办错事么?
这倒确实是裴该从前没有想到过的。一则他觉得自己够谦虚,不专断,凡大事皆谋之于众,裴嶷等人也时常会主动提出意见来,又何必单设谏官?二来么,终究谁都不乐意整天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随时挑你的错儿……故而谏官之设,压根儿就没往脑袋里去过。
听得陈頵之言,熊远不禁蹙眉,就先裴该发问道:“终为行台,并无人君,何必设置谏官?”
陈延思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非止人君,其上位者有过而无可诤谏者,必然闭目塞听,甚至专断独行,而坏国家之事。即州亦有别驾,而行台唯大司马一人独尊而已,若不能设谏官,听诤言,谘诹善道,必致蹉跌啊。”
按照制度,谏官是“言者无罪”的,哪怕当面指着君主的鼻子痛骂,只要就事论事,不是故意辱君,君主可以当听不见,但不能降罪于谏官。而且其他官员,固然也可以诤谏君主,但你若闭口不言,别人也不会强逼你;谏官若不言,则纯属失职。所以谏官之设,最主要是形成一股风气,使君主习惯于听取下情,而臣子也习惯于表述意见。
按照陈頵的说法,人没有不犯错的,只有被人即时指出,进而加以改正,国家、政府才能趋向于正道。各级政府部门中都有人能够提意见,那是因为政府主官的权柄并不顶天;大至州府,刺史身边还有别驾,名分君臣、上下,其实也就低半级而已,自然不怕讲话。君主之下,却没有比他略矮一头的——宰相也不成——故而要专设谏官;如今你大司马在关中行台也是一言九鼎啊,那你的行为又岂可不受丝毫制约呢?肯定会出事儿啊!
裴该心说我的行为怎么就不受制约了?先不说天时、地利、人和的制约,那些旧制度、旧习气,因旧官僚而给我下绊子,使我不能舒心畅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然后再设谏官,比方说你陈延思,见天儿上书要我轻工商、罢民屯,下笔千言,口若悬河,在舆论上攻击我,那我还不得给气疯喽!
不过再一琢磨,我的很多理念、手段固然经过历史的考验,可以确定是先进的,但高产种未必可以施之于盐碱地,因应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很多施政措施有可能超前,过犹不及,反倒有可能坏事啊。
对于这点,裴该本人是每常警惕的,故而以他的权柄,完全可以在关中彻底自搞一套,他却仍然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对于裴嶷等人因传统思想而产生的反对情绪,宁可花时间、精力去耐心说服,也绝不强行压制。况且若不能真服其心,你就算政策再高明也没用,人若不给你认真执行,阳奉阴违,必然难以成功。
那么既然自己已经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已经下决心要知难而上,为了集体的团结,更为了不自矜、骄傲导致误事,乐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肯于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则谏官之设,又有何不可呢?
这是主动用制度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起码打开一个下情上达的通道,自定会因此而产生不少的麻烦,但同时,制度的完善,能够将更多可能的失误都扼杀在摇篮中,这未必是一桩坏事啊。唯使我不得衬心顺意而已,但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者又岂能想望诸事尽皆衬心顺意呢?!
再者说来,即便不监督自己,也应该设职监督行台政府。此前一是人才稀缺,二是为了行政方便,大司马以下唯长史、司马统管文武,对于政令缺乏中书、门下那类审核机构。虽然从事中郎掌监察之任,但主要是面对官吏个体的,而非督责整个政府部门的运行,且裴诜、王贡的绝大部分精力其实都扑在对外情报上面,要他们再加监督政府,未免强人所难。
裴该从前就讨厌“喷子”、“键盘侠”,但具体到谏官,仔细想想,倒也未必有那么烦人。因为面对其他朝臣也就罢了,倘若面对的是主君,谁又敢以话术来混淆视听,甚至于撒泼打滚、扣帽子耍赖啊?只要确实是在讲道理,即便道理不通,我又有何可惧?
想到这里,他便摆摆手,阻止了熊远继续反驳陈頵,随即面向陈延思,一字一顿地问道:“卿此言确实有理,是我疏忽了。然而,我若于行台设诤谏之官,卿可愿为么?可敢言么?”
陈頵倒没想到裴该那么轻易就认同了自己的建言,他原本以为还要劝说半天才可能见成效——终究谁都不乐意在身边常伴一个提意见的呀,此乃人之常情。但他的打算是将来裴该还朝之后,把关中行台更为严谨的政治架构,直接套用于朝廷的,则若预先不设谏官,将来再硬塞进去就难了,故而做好了苦谏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