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戎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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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水胡的品流非常复杂,既有其本部——古彭戎和卢戎——也有匈奴、月支、氐、羌、羯,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

裴该击破卢水胡,迫使彭夫护北遁的时候,他还并未留台长安,各种政策的出台难免受到各方面掣肘,因而对于战后安置彭卢旧部,手法是相对粗糙的,与传统中原王朝没太大区别。那就是简单地屠其魁渠,拆散各部,别命酋大。说白了,卢水胡只是被打散而已,还不能说彻底灭亡。

焦嵩被杀后,裴该命从弟裴湛为安定郡守,郭默率兵屯扎安定郡内,为其辅翼。然而这一守一将并不相得,渐生龃龉,主要问题就在对于戎人的态度。

郭默素有雄心或者说野心,既守安定,就想要逐步扩充自己的部伍,以增强大司马前军的实力——当然,这也是裴该默许的。但他向来信不过戎人,而只在晋人之中募兵,对此政策,裴湛在理论上自然并不反对。

然而安定郡内,卢水胡盘踞多年,也有不少晋人投入,与戎人杂居,就仿佛是晋人世家的依附农民一般。裴湛一方面认为,农业是从国家到地方官府主要的赋税来源,而畜牧业只能作为辅助而已,因此想方设法要增加耕地面积,同时增加农户数量,又岂能容许郭默把太多农业人口转化为兵卒呢?

终究中国人是传统的农业民族,对于耕织来说,无论择业愿望还是传承经验,都比戎人要浓厚得多,故此即便在卢水胡的统治下,也很少有晋人从事畜牧业。同理,固然戎人中不少受到晋人影响,也转而从事农业,但游牧民族禀性难改,仍然是以从事畜牧业者为多。

况且,安定郡内晋戎的比例几乎接近一比一,裴湛接受裴该的理念,认为两相杂处,经过官府长期的控制和诱导,是有可能转戎为晋的,但若将大量晋人剥离土地,抽为兵卒,地方上戎人的势力就会日益坐大,反倒不利于融合政策的推进。

基于以上两个理由,对于郭默在晋人中征兵的政策,裴湛每每加以掣肘和限制,这就自然而然引发了郭默的不满。二人甚至于将官司打到了裴该面前,裴该一时间却也拿不出太好的,能够使两造全都满意的调和手段出来。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使大司马前军放弃在安定郡内募兵,而转向晋人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多的其它郡国。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裴该也不希望郭默之流传统武将的势力过于庞大,乃至于逐渐军阀化——好比说距离自己太过遥远,鞭长莫及的苏峻“公来营”,就已经很明显产生了军阀化的趋势。因此他尝试着将募兵权和训练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也就是长安留台——郭默等一线将则只有领兵作战的权限。

其实在汉代,绝大多数时候,中央政府就是如此行事的,以此来防止地方势力坐大,或者军队不受控制。但自汉季以来,因为对西羌战事的逐渐泥沼化,加上帝国财政的全面下滑,首先导致了西凉军阀的产生——第一任首脑就是中郎将董卓;继而董卓之进京,使得中央权威瞬间崩盘,各地原本就很强大的地方行政势力转而军政化,袁绍、曹操等关东军阀也就此应运而生了。

从汉季到三国到晋初,大大小小的军阀层出不穷,即便在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中国之后,其统治区域内的各外军仍然呈半独立状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臧霸等所谓的“青徐豪霸”了。相比起来,蜀汉因为疆域狭小,中央控制力相对要强一些,但魏延、王平的汉中军团,仍然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至于孙吴,本身就是大大小小军头的联合体,更不必多说。

所以军队,尤其是外军,为私人或小集团所掌控,百年来已成习惯,即便裴该想要扭转这一状况,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实话说,如今长安留台的大司马三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是他本人的私军吗?

因此裴该还不敢在大范围内彻底改革旧制,以免在外敌环伺下,引发不必要的内部动乱,他最终决定,就利用郭默和裴湛之争,先从大司马前军尝试改制。

于是长安留台下诏,命将大司马前军各部轮流调至扶风、始平,乃至京兆郡内,由幕府派遣吏员,地方官协助,募兵以充实编制,并且加以训练和“洗脑”。要等上述工作全都完成之后,这才重新编组,调归安定。

到了那个时候,无论士兵还是中下层军官,当都会在一定时间段内心向长安留台,心向他裴大都督了,外军将领想要军阀化,必然受到来自基层的强大阻力。虽然这也不能说是治本之策,却是实验的第一步。

之所以先从前军下手,而非陶侃所部后军,主要也是靠虑到后军要同时防御高奴的刘曜和平阳的刘粲,压力较大,暂时不宜抽调。而安定方面,因为并不认为刘曜会从此处发起进攻,也不认为虚除权渠会有胆量撕破协议,故而才能作为改制的实验体。

大司马前军,按照编制,当合“雷霆”、“武林”等共五营,总兵力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之间,但因为部分抽调南下募兵、整编,所以实际驻军还不足两万。继而郭默率万余兵马南下,攻打苻氏氐,留守的士卒就更加寥寥可数了。

——刘均正是利用这一机会,抓住裴该的破绽,撒了彭夫护这条恶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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