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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交往的原则:只“精神恋爱”,不“上床”
什么是资本社会化?就是除了你自己的钱,你要不要用别人的钱?比如,进行项目合作就会有别的股东,别的股东究竟选什么样的股东,是国企还是民企,是私人的钱还是上市公司的钱?公司要上市,究竟要发多少股票给别人?等等。你做生意,当自己的钱不够的时候,你就开始找别人,这时候这些问题就出现了。就像人一样,你一个人过简单,当你开始找对象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就都出来了。只要你开始和人打交道,就会有故事;只要你的钱和别人的钱碰到一起,哪怕是稍微碰一碰,所有的事情就开始不同。
在资本社会化时,你可能碰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和国企的关系,也就是你要不要用国有资本的钱。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千万别碰国有企业,忒麻烦。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就非要找国企。我认为,民营企业和国企的关系无非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和政策环境、法律的关系。国有资本有制度支持,有超经济特权。他跟你吵架,制度总是偏向他的;他占你便宜叫爱你,你占他便宜叫调戏,再狠一点儿叫耍流氓。所以,你和他发生关系,首先就是你不好。举个例子,我们和一家国企合作一个项目,80%的活儿是我们干的。分红的时候,他们提出能不能不按股份分,因为他们要业绩,说将来再想办法找补给我们。当时,我们的老总说问问他们想怎么分。最后他们说了个数,总之比原来的二八分要多拿走很多。当时没有法律文件,他们直接就把钱拿走了。后来,等我们要用钱的时候,他们又换人了。大家知道,国企一换人,新来的人就不认之前的账了。后来他们搞审计,一审计,占便宜的事他们就更不提了。反正我们是吃亏了,这钱就算白给他们了。这就是制度的不公平,国企有超经济特权。在股改以前,中国证监会还有一个潜规则:你买国企的股份,如果是亏损企业,要按净资产上浮15%,他才敢批准,因为他怕犯错误;如果是赢利企业,大概要上浮30%,他才能批。我们买了一家国企的股份,为了获批,在那儿放了四年多,也不敢把它做大,因为做大以后,还没等批又涨价了。所以,目前在中国,民企和政府、公家做买卖的制度性安排肯定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认为你可以和他打官司,永远不可能。
二是和政治家的关系。国企上面都是一层层的领导,民营企业和政治家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
我给大家讲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都是历史上私企老板和政治家打交道比较成功的案例。
第一个故事是虞洽卿的故事。虞洽卿是浙江宁波人,早年到上海做生意。他开始是在油漆行里跑街,后来到荷兰银行做了经理。清朝末年,同盟会有个叫张静江的人,是虞洽卿的同乡。这个人跟蒋介石很好,就把蒋介石介绍给虞洽卿。那时候蒋介石刚从日本回来,没什么事做,就在虞洽卿家里住了40天,这一住,俩人就成了哥们儿。后来,蒋介石通过虞洽卿认识了黄金荣、杜月笙。
之后,蒋介石离开虞洽卿家,去了广州,做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北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就是搞共产主义,消灭富人;扶助农工就是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所以,当时上海的这些有钱人非常不安,大家找到虞洽卿,说阿德叔(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你得向北伐总司令探个底,这事总司令到底打算怎么办。于是,虞洽卿连夜赶到了九江,蒋介石也从广州赶到了九江大营。见了虞洽卿,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虞洽卿问了蒋介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穷人或老百姓都起来了,我们买卖人怎么办,我们有钱人怎么办?蒋介石说了一句话,“穷赤佬怎么靠得住?”虞洽卿一听就放心了,也就是说,你蒋介石还把我们当哥们儿,不会翻天,不会没收我们的财产。然后他又问:你要统一,就要打倒列强,把洋人都赶走,我们都是替洋人做事的,或者是做洋人的生意,以后我们怎么办?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非常简短的两句话,拿现在的话来说,这叫微博体。这样一来,虞洽卿心里就有数了。第一,蒋介石还是会支持工商业者;第二,他还是会和洋人搞好关系。于是,虞洽卿说,那我能做什么事情呢?蒋介石说,你回去告诉黄先生、杜先生,等我到上海以后,帮我维持地方秩序。虞洽卿说,那行,除了帮你传话,我还能帮你筹集革命经费。虞洽卿回到上海,向商界的朋友透露了蒋介石的意思,后来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我们不讲政治是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黄金荣、杜月笙出人,虞洽卿出钱。虞洽卿在上海通过商界三次筹集资金给蒋介石,叫筹集革命善款。蒋介石把钱给了黄金荣、杜月笙,这帮人晚上抓人、打架。从此以后,虞洽卿就跟南京政府建立了生死关系,他的企业也一直和这个政权的命运捆在一起,虽然他有所牺牲,但更多的是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顾。当他的企业遇到困难时,他就去找政府,政府就以归还革命善款的名义支持他。最后,虞洽卿得以善终,抗战结束前得病死了,但他的后代因政权的改变衰落了。
第二个故事是荣毅仁的故事。荣家在1949年以前和政府的关系很远,基本上是纯民营企业,靠市场在外面折腾。抗战的时候,很多企业都内迁,荣家的一部分企业迁到了重庆。他家的企业也做得很大,进入了银行等金融领域。抗战之后,国民政府摧残荣家,那时候金融业是国进民退,他家在银行的股份都被国有资本挤出去了,江湖上的人甚至绑票荣家的人。所以,荣家对这个旧政权很仇恨,很不满意。1949年以后,作为荣家的第二代,荣毅仁毅然从海外回来,和新政权建立了关系。1956年,他带头把自己的资产捐出去,做了上海市副市长。毛泽东让他做典型,他就做了。“文革”之前,他是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被整得很惨,但他没有怨言。后来,中信银行开始创办的时候,政府没什么钱,荣毅仁就把政府发还给他的“文革”前的那些财产又捐了出来,拿去办了中信,也没算股份。有意思的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福布斯》披露他的儿子荣智健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他和政府结了两代人的缘,荣智健在亚洲金融风暴时遇到困难,政府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第三个故事是辜振甫的故事。辜振甫是海基会首任董事长,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著名的“汪辜会谈”,很了不起。他们家早期和日本人有点儿关系,后来卖了土地,进城当了资本家,做了台泥(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控(“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他和国民党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他为两岸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半商人半社会活动家。这也是一种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