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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曹燕，是在心语志愿者协会办公室。她留着短短的寸头，黑黑的，硬硬的，像是上了很多发胶，由于头发太短，两个耳垂上戴着的白色耳环就特别显眼。
“这个残疾女孩的打扮可真够前卫的了。”
“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方便。”略显拘谨的曹燕对我打开了她的心扉……
可能是家庭条件太差吧，刚诊断出我患了小儿脑瘫时，父母就在近处给我东看一下、西看一下，断断续续地看了几年，8岁那年，他们带我去了一次北京的大医院，以后就不再给我看了。
由于身体的原因，9岁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班上有几个调皮的同学，学我弯着右脚走路的样子，学我颤抖着右手怎么也使不上劲的样子，然后哈哈大笑。在同学们的笑声里，我越来越自卑。回家告诉父母，他们只说“别理会他们”，却不会说安慰和鼓励我的话。
爸爸原来是车工，每个月能拿700元钱，十几年前他就患了糖尿病，他自己撑着，后来撑不下去了就换了工作，每个月只能拿400元。那时候爸爸的脾气不好，总打我，他越打，我越犟，他就越生气，所以我很不愿意在家待着，总幻想有一天自己出去闯荡，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有足够用的钱，有独立的人格。
17岁时，我才上初二，实在没办法再继续念下去了，家里条件也不好，妈妈也下岗了，我就离开学校，先是在校门口卖冰糕、小吃，后来又到街上去摆地摊。父母都不愿意我这样，我想他们是怕我在外面被欺负，或是怕我太辛苦吧。事实上，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苦，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磨炼，苦是苦点儿，但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不像在学校时，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教室后面，放学后我就待在家里，父母把我管得死死的，我没有朋友，也不能到处跑着玩儿，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太闭塞了。
有一年冬天，我拿着残疾人证坐公交车，售票员非要让我买票，我不买，说政策规定可以免票。可能她那天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表现得非常粗鲁，我们之间发生了争执，她把我推倒，又骑在我身上，还打了我三个嘴巴。有一位好心的老大爷拨打了110，并主动地给我作证。我当时非常害怕，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大事”。最后，在民警的调解下，那个售票员赔给我200元钱，并和车队队长一起向我公开道歉。
我要的不是钱，要的是那位售票员对残疾人的一种最起码的尊重。
我渴望接触社会，渴望认知一些新事物。不摆摊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街上闲逛。有一天，经过一家股票大厅时，我好奇地走了进去，正赶上股评老师在给股民们讲课。我似懂非懂地听着，渐渐地入迷了。他讲完了就要走，我跟上去向他介绍了我，他可能是看我可怜吧，就说行，你明天到某某地方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股评老师姓陈，四十多岁，在省城很有名气，他在一家证券公司有个大户室。从此，我风雨无阻，每天都去那家证券公司，在股票大厅里一待就是一天。陈老师怕我在大厅里难受，他就把我领到大户室。大户室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
陈老师对我说，你的身体有残疾，那么你就应该用智慧来弥补它。在大户室，陈老师从零开始教我学习证券知识。他用心地教，我用心地学。现在我只想说一句话，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我将永远感谢陈老师。
以前我受到的歧视太多了，心理多少有些阴影。我曾经去过一家医院看心理门诊，号都挂了，但由于费用太高，一个小时就得两百多元，我承受不起，所以没看。认识陈老师后，我的心理疾病不医而愈，我觉得生活已经向我打开了一扇门。我买了很多书，发了疯似的填补我饥饿的求知欲。有些书我买不起，就在每周六、周日跑到书店里待着，饭也不吃，像蚕吃桑叶似的吃那些书。
我主要是看电脑、金融、励志方面的书，我相信能从书本里找到自信。
陈老师告诉我，在上海有一家医院可以治好我的病，大约需要两三万元。这笔钱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我不灰心。我相信，只要我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生活一定会回报我。
只有学会了感恩，才能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用微笑去对待人生、对待朋友、对待困难，迎接未来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