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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穿越国共分界线的时候,我就把几个金饼和玉坠啥的藏在了包孩子的小被褥里。
所以,在进入市区的路上虽然遭到了几帮国军巡逻队和特务的搜查,但都有惊无险地安全过关。
当我们找到一间民房,租住下后,已是傍晚了。
我让赖子媳妇在家等着,出去买了些肉食和馒头,回来吃了,便找房东要了盆热水,草草洗了,睡下。
一夜无话,第二天就雇了辆黄包车去了当时在信号山路附近的一家西医医院,请大夫安装合适的假眼。
那大夫四十多岁,很贪婪的,说了一大堆材料难弄的话,还有价格的高中低档。
我也不在乎钱,先偷偷给了他一个上好的翡翠玉坠,又塞给他一个金饼。
这下那大夫就立马成了孙子,跑前跑后地给我查验,殷勤有加。
中午,为了等眼球配型的消息,我和赖子媳妇抱着孩子就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
这饭馆不大,掌柜的牛逼闪闪,菜品不咋的,价格却很高。
都知道国军快完蛋了,饭馆也开不长了,不狠宰一下吃客对不住自己交的保护费。
我们俩人吃了饭,想想也没地方去,就坐在迎门的厅里喝茶挨时间。
外面大街上,路人行色匆匆,有挑担推车的,又达官贵人拖儿带女坐黄包车的,也有小贩沿街吆喝,更有穿的破破烂烂的讨饭的叫花子沿街乞讨。
我正和赖子媳妇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就见一蓬头垢面的半大孩子在店门口闪了一下,见店里有人,忙又缩了回去。
这并不稀奇,小叫花子多了去了,经常到饭馆抹碗见惯不惯。
我也没在意,又喝了几杯茶,跟掌柜的结了账,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起身领着赖子媳妇出了门想去医院。
刚出了店门,不经意间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和那个小叫花子缩在路边墙根下,面前守着个破碗在讨钱。
我因也曾有过这种经历,怜悯之心促使我从兜里摸出一块大洋,一声不吭地过去往碗里丢。
大洋碰撞碗沿的清脆声,让低头缩在墙根的娘俩身子动了一下,小孩忙磕头道谢。
就在他抬头的一刹那,我脑袋轰的一炸,懵了。
这,这不就是我儿子虎子吗?那低着头的女叫花子肯定就是“大花瓶”了。
我刚要叫出声,猛一想还有赖子媳妇在身后,没法解释呀,便强忍住心酸,转身匆匆带着她去了医院,先把她安顿在走廊的排椅上,接着飞速返回,却惊讶地发现,她娘俩不在了。
我娘,我只感觉后背一阵阵发凉,脑袋刺刺地炸了。
扎撒着手转头四望,对着过往的行人哭喊了几声,除引来一片怪异的目光外,没人搭理我。
我猛然想起了虎子窥探饭馆的情景,拔腿就冲了进去。
大堂里角落里,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半大孩子正埋头坐在桌子边大碗喝汤。
“虎子!”我愣愣地叫了一声。
“大花瓶”和虎子同时抬起了头,五目相对,娘俩一下子傻了。
她们万没想到会在这儿跟我碰面。
“大花瓶”傻傻地看着,一声不吭,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而虎子则叫了声爹,起身嚎哭着朝我扑来。
我忙上前一把抱起他,冲“大花瓶”道:“走,去雅间!”
领着她娘俩,在掌柜的引领下来到饭馆里的一个包间。
掌柜的问我们吃啥,我从兜里摸出两块大洋往他手里一塞:“要最好的,最贵的,尽管上!”
“大花瓶”一见,忙阻拦,但掌柜的攥着钱已乐颠颠地溜了出去。
那么,她娘俩是怎么沦落到这地步的呢?
原来,“大花瓶”带着虎子来到青岛后,想找王大拿,可偌大的城区有几十万人,情势也乱,想没门路没关系找个人,无异于大海里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