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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五月五日，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货币混乱局面得到扭转，但不久便“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
唐高宗年间，以改铸新钱来防私铸，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私铸进一步恶化。乾封元年，唐王朝“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貯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监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既而私铸更多，钱复滥恶”。
武则天时期，私铸钱币现象进一步加重。于是“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但不久之后，“盗铸蜂起，滥恶盈聚。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
唐玄宗开元五年，针对私铸恶滥现象采取禁断措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铢四絫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覆铸”。于是“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栗丰贱”。但“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迥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
统观唐代历朝，受“私铸”影响的时期很长，造成唐代货币流通中“私铸”盛行的原因很多，主要表现为：一、唐前期私铸问题十分严重与铜的私人占有有很大关系。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镴，则官为市之”。
就是官府只对私采铜矿征税，对税后的铜矿并不强行要求卖给政府，而是允许自由买卖。这项规定使得每年开采的铜矿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导致唐前期私铸猖獗，恶钱泛滥。官府虽多次重申禁止私铸钱币、禁铸恶钱，但均未能彻底执行，以致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提出“不禁铸钱”。
二、铸币地位的逐渐提高使得私铸货币有利可图。在隋末战争中，布帛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随着唐朝的建立，重新确立了货币制度。但流通中有很多场合仍大量使用布帛。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因而金属货币的地位也日益提高，需求量不断增加。到高宗、武后时期，全国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对铜钱的需求也相应急剧的的增加，以至市肆交易“必须见钱”，而实物货币由于“币帛益轻”在流通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货币地位的提高，使得民间私人铸币有利可图，私铸盛行起来。
三、货币需求与供应的矛盾日益尖锐是“私铸”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征税的扩大，对钱币提出了更大的需求，然而铸币供应有限，钱币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唐代铸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造成私铸泛滥的主要原因，铸币成本是由铸币的原料和人工费用两部分构成。
首先，唐代曾有铜冶九十六处，但高宗麟德二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宣宗时又“废铜冶二十七”，铜冶大量废罢，而很少增加新铜冶，这就导致铜产量大幅下降，使得政府必须增加铜的购买量，势必导致铸币成本升高。
其次，《通典》记载，“诸丁匠岁役工二十日，有闰之年加二日。须留役者，满十五日免调，三十日租调俱免”。即超过应服役期十五日者免调，超过服役期三十天者免租和调，这无疑会增加官营手工业的生产成本。因为政府通常需要留役工匠，如天宝年间铸钱，“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
十月作十番即一番为一个月，每个工匠必须服役一个月，这就超出了每个工匠应服役二十天的规定，那么超出应服役期的十天，官府必须支付工资，而且史料上也记载“丁匠在外”。这些都说明政府铸币所花费的人工费用不断上升。
总之，唐代铸币原料和人工费用的升高使整个铸币成本升高。所以当铸币成本超过所得，铸币越赔越多的时候，铸币量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导致铸币供应有限。有限的货币流通量和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量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私铸钱币便开始盛行并进入流通领域。
“私铸”问题一直是困扰唐王朝最头疼的问题，对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货币的价值，使良币受恶币的驱逐。唐肃宗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径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踰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
二是私铸钱币进入流通领域使货币数量过多，币值降低，物价上涨。据《旧唐书》记载，“仪凤四年四月，令东都出还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糶，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铁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