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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在我们看看来只有偶然的巧合才可以表达一种信息。凡是必然发生的事，凡是期盼的到，每日重复的事，都悄无声息。”
“我一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一直相信这两个世界是和谐的。这只是个假相。我已经在其中一个世界里被大家丢在一边。现实的世界没我的份，只剩下了另一个，幻想世界。”
“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但是当他向后望去，判断过去的人们的时候，他看不见道路上任何雾。他的现在，曾是那些人的未来，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完全明朗，它的全部范围清晰可见。朝后看，人看见道路，看见人们向前行走，看见他们的错误，但是雾已不在那里。”
“如果一件事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难道不正说明了它非同寻常而且意味深长。”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
米兰·昆德拉的这些句子，都熠熠生辉在平果的日记本里，经年不衰地霸占着她的头脑。
是的，她热爱他的叙事方式，以及幽默又特别哲理的头脑和语言。
中国作家韩少功说：“不仅在于它表现的历史和思想对中国人有一定的启发性，而且作者那种轻巧的‘片断体’，夹叙夹议的手法，拓展了文学技巧的空间。”
这，也是平果在文学创作中，下意识模仿的缘由吧。毕竟，昆德拉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是非常强调小说的思想能力的。
上世纪80年代，“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等等一度成为流行语，中国文学界、思想界人士言必称米兰·昆德拉，否则便是异类。
在平果看来，米兰·昆德拉对中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然后才是文学上的。是的，他的思想存在，让中国作家们从关注群体到关注个人人性上，缺少了大空洞的宏伟叙事。
平果读他的书籍，知道昆德拉作品深邃的哲理让他必定成为世界级文学家，特别是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极具讨论价值的问题，而且触及骨髓，深刻地启迪了中国文学界。让作家们明白，真正一流的作家，应该首先是个思想家。
所以，米兰·昆德拉在捷克之布拉格学习、居住期间，是平果必定要去寻觅探访的，尤其必去的是：布拉格广场和查理大学。
之前，平果做过功课，知道捷克官方并不是特别待见这个之后一直持不同政见文艺工作者，所以布拉格几乎见不到他的纪念实物。但，平果觉得不见得一定要走进他的故居或宿舍，必须遇见昆德拉的纪念品而是亲身体验一下，那时候的相当的布拉格，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感悟一下建筑、气候、风土人情气息即可，然后在自己的心里萦绕着昆德拉所编织的布拉格之梦便好啦。
布拉格广场，这是电影《布拉格之恋》尤其昆德拉小说中无数次提到的地方，尤其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放弃了医生职业的托马斯，就在这个广场上洗过玻璃窗，在布拉格游弋了多年。
查理大学，这所由胡斯所创立的大学，六百年来一直是捷克最好的高级学府，培养出包括米兰·昆德拉在内的无数英才。作为捷克宗教改革先驱者的胡斯，在1415年以“异端”的罪名被火刑烧死，广场上的有一尊雕塑表现他临死一幕。
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
父亲是钢琴家、音乐教授，当过音乐学院院长。
昆德拉孩提时代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度过的。18岁的米兰·昆德拉加入捷克共产党，沉迷于造型艺术，一心想当雕塑家和画家。19岁的米兰·昆德拉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后，经常去听音乐课，又到布拉格电影学院读电影专业，并在那里毕了业，留校当了一名教师，教授世界文学。留校后，昆德拉开始大量阅读理论书籍，继续完成了大学期间就已开始写作的《小说的艺术》一书，先后写过3个剧本。
1958年昆德拉写出了《我，悲哀的上帝》，这是他生平第一篇小说，之后又一共写了10篇，时间跨度整整10年，带来世界声誉的作品是小说《玩笑》，连出3版，印数达到几十万册，《玩笑》还被拍成了电影。
1968年8月苏联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玩笑》被列为禁书，昆德拉被开除党籍，教职工作也被解除，所有作品都一下子从书店和公共图书馆消失，同时还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
1975年捷克政府终于特准米兰·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前往法国。昆德拉到法国后，经由法国作家费尔南德斯的举荐，先在雷恩大学担任助教。流亡之初，昆德拉成了地地道道的公众人物：上电视，被采访，被谈话，撰写文章，利用各种场合向人们讲述苏联人侵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
1978年米兰·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定居巴黎，并于1981年加入法国国籍。
1984年，昆德拉发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浦·考夫曼将其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