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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告人坚决否认指控。其辩护人认为没有直接证据支撑，仅凭尸检结果不能认定这样一个重大事实。公诉方与警方也意识到这一缺陷，努力寻找目击者。但是，事故发生在深夜，行人极少。警方从停车场出口的监控视频上查到，在那一时段只有我们一辆汽车离开，于是先后多次找到我和周南，希望我们提供证据。他们甚至带来了停车场出口的视频录像，上边显示，事故发生时，我们的车随着肇事的宝马车驶出停车场，之后，我们的车便停在出口处不远，足足有三分钟，才突然驶离现场。据此推断，当时，车上人肯定看到了事故的经过。
为了唤起我们的正义感，他们还出示现场照片，那位年轻的被害人歪在地上血肉模糊的惨状目不忍睹。不过，我只能如实以告。后来，被害人一方直接打电话找我，根本不听我的解释，开口大骂我们是见死不救的混蛋，如果再不站出来作证，更与禽兽无异。他们当然也找过周南。周南虽然承认报警，但是始终咬定没有看到碾轧经过。
然而，令我不胜其扰的是被告人一方也在不断地找我。后来，应一位朋友之约到一家会所聚会，被告人的代理人竟然也出现在现场。在席散之时，此人将一个牛皮纸袋塞进我的手中，里边是5万元现金。我当即严辞拒绝。此举并不说明我有多么正直，完全是因为在外面混了多年，明白事关重大，必须加倍小心才可避免惹祸上身。
后来我曾问过周南，真相到底是什么，他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吗？他点了点头，淡然说道：“真的没看到。”
“有人找过你，为了这个案子？”我问，想起了那个试图收买我的人。
他摇了摇头，肯定地说：“没有。”
“哦。那样最好。你知道，有人想收买我，我们得小心点儿。”
周南避开我的目光，有点不自然地笑了笑，“怎么可能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您当时也坐在前排，不是也什么都没有看到吗？”
后来听说，警方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挖到一些旁证。他们发现，嫌疑人同学的父亲曾开车撞人致伤。一年多的时间，仅医疗费就花去百万。伤者病情稳定之后，神志却没有恢复，成了一个植物人。为了达成最后的解决方案，同学的父亲卖掉了公司及家庭别墅赔偿被害人家属，尚且不够，不得不举债。被告人的朋友和同学证实，被告人曾经说过，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应当直接将伤者轧死，一了百了，大不了多判几年刑。由此证明其残忍碾轧伤者的心理动机。
然而，此事终究还是缺少直接证据，因此，其故意残杀被害人的犯罪行为没有被一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7年，赔偿经济损失。判决后，检察院抗诉。二审法院受理后，维持了原审法院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但是认为一审量刑过轻，将刑期增加到9年。
事情过去一年多，难道周南的死亡跟这一威胁有关吗？被害人一方因为我们没有提供帮助而产生怨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最多只是目击者，与事故双方都没有利害关系，被害人一方不应对我们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必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我担心的是，周南声称自己没有看到罪犯碾轧伤者，不是害怕承担道义的责任，而是另有隐情。是不是在与被告人律师接触中，与其达成了什么交易，为此才对自己所看到的事实三缄其口。当时他买房正急缺钱用。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而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如果他确实因此事而死，对我则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