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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植看着南京城中的大雨，若有所思。
此时正是三月多雨时节，江南几乎每几天就要下一次雨。这雨水当然是好东西，有利于农业。正是因为充沛的雨水，江南的水稻亩产远高于北方的小麦。所以即便是在这样昏暗的明末，江南人也勉强温饱，始终没有兴起大的动乱。
但是这雨水却极考验城市的排水。明末财政混乱，各城市的市政设施往往处于瘫痪状态。即便是江南的城市，排水系统也无法和李植治下的范家庄、天津相比。一遇大雨，城中的垃圾顺流而下堵住排水道和沟渠，城市里往往积水严重，污水满地。
要是在梅雨和盛夏时候，这些积水和炎热的高温配合起来，就会形成瘟疫的温床，尤其是鼠疫。崇祯年间鼠疫极多，正是这种差劲卫生条件的写照。
明末的鼠疫是从山西开始爆发的，崇祯十年“大瘟，……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由于北直隶差劲的卫生条件，山西的鼠疫很快传入京畿。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崇祯十六年到十七年，市政建设一塌糊涂的北京城鼠疫严重。“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据后人的推算，这场鼠疫夺去了四分之一的京城人口。
京畿唯一没有受到鼠疫冲击的是李植经营的天津。在天津的城市中，李植这些年大力发展市政卫生，天津的几十个州府县市容整洁卫生条件良好，顶住了瘟疫的冲击。在农村里，这些年天津的人口不断往台湾迁徙，在荒野开荒，农村最稠密处的人口密度也不断下降，这也降低了爆发鼠疫的可能。
李植站在二层楼高的望台中朝兵部衙门外面望去，觉得南京的市政设施虽然陈旧，但还勉强能运行。街道上垃圾虽有，但堆积多了，还是有人清理的。道路上积水虽然多，但因为城中河流众多，水往低处走，不会在低洼处形成酝酿病疫的大水潭。
江南的情况，始终是比北方要好一些。
雨水不但会形成污水潭催生瘟疫，而且在这个时代，也是火器的天然克星。下雨天火药受潮，可能无法发射。如果在大雨天遭遇敌人，虎贲军只有依赖钢刀和盔甲肉搏了。
北方雨水少，实在碰到个把小时的大雨了可以逃跑，肉搏战出现的概率不大。但是在南方，大雨有时一下就下半天，还真的有可能逼得虎贲军只能上去肉搏。
越往南面发展，雨水越多。李植暗道要发展一些防水的器材出来，否则以后攻到南方来可能会遇到大问题。
想了想，李植不再看城中的雨水，又想起抄家士绅的问题。他转头看了看韩金信，问道：“韩总兵，到目前为止，我们抄得多少银货了？”
韩金信答道：“国公爷，徽州府、安庆府等地的士绅全跑了，我们成功抓住士绅的只有庐州府等六个府。全部算下来，我们抄得白银八百万两，黄金二十三万两，各色财货四百万两。合计有一千五百万两左右的收入。”
李植这次抄查南直隶行动是一次性的军事行动，不可能长期占领江南。江南士绅统治基础深厚，虎贲军虽然试图出售抄查得来的房屋田产，但潜在购买者担心李植走后士绅卷土重来，没人敢买。李植这次收获的，只能是现银财货。
不过江南确实富庶，虽然只成功抓住六个府的士绅，李植也抄出一千多万两的财货，也算是满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