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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早就打算在张家沟建所私熟，给村里孩童启蒙。做为私塾的校舍都已经建的差不多了，过完年就能招生入学。
在隋朝一统南北之后，已经很重视学校的建设，在隋时，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官学。中央有国子寺，下设五学。另外大理寺中，也有律博士和学生，专门教授律法，太常寺下的太医署，则有医学博士、按摩博士、药园师等，教授专门的学生。
秘书省下的太史曹，也设有天文、历法、漏刻博士等，教授专门学生。
而在地方上，州县也都有设立州学县学，尤其是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学校更多，讲诵不绝。
隋时也涌出不少有名的大儒，开庐讲学，甚至学生多达数千人听讲的。例如死后被学生们私谥为文中子的王通，弃官归乡，以著书讲学为业，钻研孔子六经，做续六经，门下弟子后来遍及武德、贞观朝堂。
如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甚至据说房玄龄和魏征、李靖等也曾经在王通草庐听过讲。
而许多士族名门，更是有着自己的宗学。他们的家学渊源流长，收藏许多经典，名儒辈出。
杨广继位之后，更是大力发展教育。只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隋末战乱起。
世路末夷，学校尽废。
到了眼下唐初，除了中央的国子学恢复外，许多地方上的州县学并未恢复，民间多是靠家学私学教书授道。
宁民县有所县学，但学校条件很简陋，能收的学生很少。一些地方豪强地主，都是凑钱建私塾。
张超的私塾还在刚建时，就引得许多乡民们围观了。
读书，那还是极少人才有的机会，就连一般的小地主都难有门路，更别说普通的乡民农人了。谁都知道，读了书，就不再是睁眼瞎，读了书，就有机会改变身份。到了后世八九十年代，许多乡村，出一个大学生，都是极了不得的事情，得办酒席，甚至全村的人给凑学费送上学的，全村人都感到光荣。
可想读书，却又是何其难也。
在私学家学盛行，官学不昌的这个时代，想到那些大族建立的私熟家学里去附学读书，起码得是沾亲带故才行，要不然你就得很有钱，否则根本没这机会。
况且，供个孩子读书的成本可是非常高的，甚至不比让孩子学武便宜。随便一本书，可能就得几千钱了，买沓纸，都是几百钱，文房四宝一套，更不便宜。
家里没个百把亩田，是供不起一个孩子读书的开销的。何况，上学还得给老师束脩。
总之，如张超这样的一地土豪地主，如果想让自己的儿子去读个书，倒是没什么问题，供养的起，也有门路能进入学校。但如张家沟的村民们，就难了。
崔莺莺提出要用入学资格，来换取那些跟张家签定了租佃契约的佃民们终结契约，把地交还给张家，张超都为她的这想法惊讶。
但很明显，这个想法真的很厉害，他相信，只要一公布，那些佃户绝对愿意放弃佃种张家的地，而来换取这样一个让子弟读书开眼的机会。
“不过他们也供不起啊。”红线在一边道。
张超笑了一下，“我们建私塾又不是为了赚钱，等私熟建起来，我们可以贴补一点，不收学生们的学费书费这些。”建私塾，这是相当于做善事，因此张超真没想过赚钱。
崔莺莺也觉得贴补一点没什么，能换回张家在外的其余一千来亩地，就非常划算了。收这些佃民的孩子读书，还能挣个名望。
张超起身，这厅里坐不下去了。
跟崔莺莺坐一起，有时总觉得她随时随地的都带着个小算盘，不停的算计着。哎，女人啊，就是喜欢算计。
把两千多亩地都收回来自己统一耕种，用庄奴和长短工，倒是效率高收益也高，可毕竟乡民们都是一直佃种着那些地的，现在全收了回来，还是有些不好。毕竟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啊。
出了门，闲逛一圈，到了马周的那个账房旧窑前，看到他正端了个摇摇椅在门前的莘树下看书。
莘树长的很茂盛，村民们的门前屋外都有栽树，大多数是门前载莘树，门后种桑，院里种枣，周围种柳。莘树是种腊的材料，桑树能养蚕，枣树能吃，柳树还能砍枝条编筐，总之就是处处充满着农村那种实用性。
不过没人在门前种桑，屋后种柳，俗话说门前不栽桑，屋后不植柳。
“看什么书呢？”
张超问。
马周见张超过来，要起来认座。
“算了，你这就一张摇椅让给我，你也没的坐，我站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