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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想辞职，不如我陪你一起辞职，咱们一并退归林下，过安生日子。这个总里做着里外不是人，我也没什么兴趣当下去。可是眼下，山东公然叛乱，我军首役不利，你这个时候辞职，不是助长叛军声势？折了我们自己的威风。就算你对我有意见，对菊翁，你总没意见吧？还是大哥对我军如此没有信心，担心鲁军他日追究？”
汪士珍摇头道：“我对你和菊翁，都谈不到意见，对鲁军更不会担心。大家都是北洋旧人，谁对谁又有什么过不去的仇恨？但是，这个官我是不好再做了。我是直隶人，跟曹赵二人都是大同乡，自己也是督军团的首领，头上还顶着鲁奸的帽子。那些逃出京去的议员，也有不少人拿着我开的条子。陆军部已经不让我参与军事计划策划，我这个参谋长，除了每天假装上上班，拿拿干饷，还有什么用？这种虚官，我在前金做了很久，现在么……不想再做了。我虽然不是大富之家，但是生活不成问题，你总不能看着我这个老朋友饿死，正好让我落个清闲不好么？”
段芝泉心知，这一准又是徐又铮惹出来的乱子。直鲁联省自制之后，就开始在正府里裁减河北、山东两省职员，改以安徽人充任。可问题是，京城因为地理原因，大量河北人在部门任职是不可免之事。
仓促间的裁员，让正府的行政能力大为削弱，很多部门几近瘫痪。现在，不少部门里的职员，甚至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但是为了作战需要，这部分情况不好追究，搞到汪士珍头上，这就未免太难看。
他连忙道：“大哥，这一定是下面的人，搞出了纰漏。小弟可从不曾怀疑过大哥什么，您这就回陆军部，小弟随后打电话过，我看看谁还敢不让大哥管事。”
“不了，就算你让我管，我怕是也管不了。这种大仗，我哪有能力指挥，到时候出了纰漏，岂不是做实了鲁军探子的罪名？算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正好把位子让出来，交给有能之人。再说，即使不说职权的事，就说舆论，我也扛不住了。”
他指指外面“芝泉，胜负兵家常事，一两战的胜负，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是你应该多到外面走一走，听一听。现在京城的处境，你是知道的。商人罢市，学生霸课，工人霸工。整个京城市面几近瘫痪，就算铁珊用军队维持秩序，也无非是让那些人不敢上街，可是没办法让市面繁荣起来。京城首善之地，向来是纸醉金迷的销金窟，可现在到好，萧条到什么地步了？粮行米价一日三涨，中卡合作银行发行的钞票，每天都在贬值。我的家里，也接到不少父老的请愿书，希望我能发挥作用，制止内战。我自知没这么大的本事，只好不做官。芝泉，听我一句劝，你的名声向来不差，可千万不要做第二个袁慰亭。二十一条，金佛郎案，皆为丧权辱国之举，我辈且不可妄为……”
段芝泉被说的脸阵阵发烫，心里也在百感交集。随着吴自新的指认，这几件事已经不可能靠混赖来蒙混过关。扶桑的二十一条可以效法山东的普鲁士贷款，事成之后不予认可。可是金佛郎贷款事件已成定局，固然皖系获得了大笔资金，可是国家损失更大。事情闹大之后，即使本系统内，也有人多生不满。查封共、交两行，更让自己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上。
事实上，山东并不怎么干净，可是老百姓评判是非的标准，更多是基于自身得失，而非公义。正元如何转移两行资产，从两行身上吸取血肉，对于老百姓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
普通百姓关心的，只是自己在两行的存款能否保证，两行发行的钞票，又是否能在经济领域流通。自己是否可以继续使用便宜好用的鲁货，以及买到山东提供的粮食。至于谁在两行做了什么，鲁货行销，于民生的影响，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从鲁票兑共交票开始，山东在保证利益同时，也在百姓中间获取了极好的名声。现在，这种播种到了丰收的时候。
与山东相比，正府的公信力反倒大不如山东。倒是正府方面，不管是查抄山东资产，还是废止鲁票，都受到了来自民间以及正界的阻力。共合不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正府又一向控制力不强，导致真想推行一个政策下去，实际也不容易。
中卡合作银行虽然也在发行钞票，可是不管是信用还是能力，都不足以对抗共交两大行，王叔鲁号称高才生，可是才能这种事，确实存在高下之分。即使以段芝泉的能力，也看的出，王与陈冷荷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前线需要资金，可是其所能想到的办法，只有多发钞票一条，这与洪宪时代，滥发共交票给前线发军饷如出一辙。
饮鸩止渴。可以想象，这样搞下去，中卡银行发的票子，很快就会被百姓弃用。而为了对直鲁联军作战发行的统一公债，以山东的资产作为抵押，本以为可以成为抢手货。不想甫一发行，即遭冷遇，财经金融界人士无人问津，除了强行摊派以外，竟是卖不出去一毛钱的公债。
作为前金时代的官僚，段芝泉对于舆论战并不十分重视，在他看来，不管说的天花乱坠，最后都是要靠实力来决定胜负。可是，在舆论战处于劣势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千夫所指的滋味，一点也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