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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凤叹道：“哪个地方的售货员不是这样呀？供销社的售货员都这样。”
“我告诉你们，这不算什么。好多国营商店的售货员态度都不好，工作不认真，态度很恶劣，对城里人的没好脸色已经算是好的了，在他们眼里，乡下人还不如一坨屎。当然啦，这只是一部分售货员，并不能说明所有人都这样。”何胜男在古彭市百货商店里买东西，就曾经遭遇过这种事，那时候她年轻气盛，气得她挽着袖子和售货员大吵一架。
云柏倒是没干过这种事，因为她清楚售货员的傲气，“可是咱们的打扮看着也不像乡下来的呀，为什么那个卖衣服的售货员看咱们就跟看一坨屎？咱们站在柜台前看衣服式样，不就多站了一会儿么？那口气，真是……我真没听过这么难听的话。”
云柏低头看看自己的服装，和金玉凤一样，都是铁路服，没有补丁。
天底下只有铁路部门才有统一服装。
齐淑芳、何胜男和欧明湘的打扮就不用说了，穿的虽然不是新衣服，但一看就知道都是好料子，一般城里人都很难拥有这种好衣服。
“很多售货员都这样，你买，他们没好脸色好口气，你只看不买，呵呵，他们立刻发飙！”
齐淑芳到现在都无法忘记自己第一次去县城百货商店的场景，虽然自己家和霍家来往密切，但是对于周国红，心里到底存着一根刺。
何胜男很赞同齐淑芳说的这句话，“是呀，在咱们古彭市都这样，何况上海市。在大部分的上海人眼里，除了北京人，其他地方出来的城里人都是乡下人。可是，他们往上几代其实也不是上海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宁波那边迁移过来的，什么阿拉啊侬啊本来都是宁波的方言。迁移过来的宁波人太多了，反而把真正的上海方言给同化了，阿拉成了上海话的代表。”
“还有这样的说法？我头一次听到。”齐淑芳来过上海很多趟，清楚一部分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但她不知道宁波移民的事情，也不知道“阿拉”其实是宁波方言。
金玉凤、欧明湘和云柏纷纷表示长见识了。
“我是听我爸和我妈说的，他们以前经常来上海出差。”何胜男解释完就不再说了，注意力仍然放在齐淑芳的手表上，“你这块手表在哪儿买的？上海吗？”
齐淑芳微微笑道：“不是，是我爱人在他上班的地方买的。”
“你爱人对你可真好，能看出来你一定过得很幸福。”何胜男赞叹一声，接着愁眉苦脸地道：“我爸的同事说要给我介绍对象，现在还没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
看她这么烦恼，齐淑芳莞尔，金玉凤和欧明湘不解，云柏则是羡慕非常，道：“咱们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哪个不想着终身大事？你比我小几岁，就有人替你操心，不像我，短时间内我爹娘不会同意让我嫁出去。”
“为什么？”齐淑芳不像何胜男和欧明湘那么大惊小怪地开口询问，她猜，应该是云柏的父母怕云柏出嫁后无人养家，所以不同意她早婚。
其实不早了，云柏今年二十四岁，而自己不到二十岁，已婚近两年。
虽然云柏从来不提，但是她家就住在距离齐淑芳家不远的地方，和三家人挤住在一个小院子里，隔壁的叶翠翠又喜欢东家长西家短，所以齐淑芳清楚她的家庭情况。
云柏笑笑，没回答。
齐淑芳不愿戳人伤疤，金玉凤比较成熟懂事，欧明湘和何胜男一个天真无邪，一个大大咧咧，很快就把自己问出口得不到回答的问题抛送到了九霄云外，建议大家凑钱凑粮票去附近的国营饭店吃一顿好吃的再回去。
云柏脸色微微一变，齐淑芳立刻就发现了，委婉地笑道：“下次有机会再去吧，列车长交代咱们早点回去，咱们别磨蹭了。餐厅的饭菜也挺好，不比国营饭店的差。”
何胜男扫兴地道：“好不容易大家一块出来，你干嘛提列车长啊？”
“列车长是为咱们好呀！”
“你说得也是，我妈也叮嘱我在外面小心。”何胜男想起自己母亲提起很多知青被欺凌的事情，血淋淋的，急忙改口，“咱们快回去吧，省得列车长唠叨，她和我舅妈很熟。咱们明天早上一起去吃生煎包和线粉汤！”
第二天一早，只有齐淑芳和欧明湘陪着何胜男一起吃早餐，云柏和金玉凤不打算出去。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她们的友谊，五个来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生活条件的女青年，渐渐走到了一起，形成一个别人很难□□来的团体。
这时候的友谊质朴、真诚，没有掺杂任何利益，全部源自志同道合。
通过相处，齐淑芳又了解到不少事情。
欧明湘生活在一个双职工家庭，古彭市人，上面有四个哥哥，收入或高或低，但都有正式工作，均已结婚生子，分别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没有和父母妹妹住在一起。欧明湘年纪最小，又是女孩子，在家里最受宠爱，养成了天真烂漫的性子。
金玉凤来自古彭市下面的一个县城，父亲在邮电局上班，母亲和两姐一弟都赋闲在家，其中母亲是农村户口，每年回乡干活挣工分，现在全靠她和他父亲养家。
何胜男只说自己是独生女，父母双职工，但齐淑芳可是听贺建国提过她的家世。
她们当中数云柏的家庭条件最差，不算她，一家九口人的生活负担全部压在她柔嫩的双肩上，但她却很坚强，没有向任何人诉苦，依然经常当汤司令。
汤司令就是一顿饭只喝一碗汤的人，无论男女老少。
齐淑芳看过的杂记上就曾经提过这一外号，很多人为了结婚、或者是家庭负担重舍不得花钱，一顿饭就以一碗清汤撑肚子，以至于后来大多数英年早逝，令人唏嘘不已。
于是，她上班时偶尔带一只半只的野味请王大厨炖了，和何胜男她们四个分享。
为了照顾云柏的尊严，她从来不单给云柏一人。
何胜男本性聪明，有样学样，有时候从家里带几个鸡蛋过来，请王大厨做漂着很多蛋花的蛋花汤，有时候从家里带点肉皮过来，请王大厨炖白菜，有时候带食用糖过来，请王大厨直接冲鸡蛋茶给大家当早饭。
欧明湘不甘示弱，跟着这么做。
金玉凤和云柏的条件虽然差了一点儿，但她们都是正式工，有一定的副食品供应，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当然有话语权，因此，自己也会带一点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和大家分享，并没有把朋友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
这样挺好。
齐淑芳这次带了一只昨天特地去西山打的野兔，没回老家直接回城，剥皮抽筋后，用盐稍稍腌渍一夜，挂起来晾到不滴水的地步就带过来了。
她悄悄溜到后厨，请王大厨到饭点的时候给红烧了，分两次，到时候自己来拿。正准备付那一毛工钱，王大厨挺着圆鼓鼓的将军肚，满脸油光，“淑芳丫头，别给我钱。你真想感谢我，这野兔子做好了，让我吃几块打打牙祭。”
齐淑芳嘿嘿一笑，变戏法似的从布袋子里又掏出一只野兔递给他。
“知道您最好这一口，于是送您一只，您可得用心给我们做红烧野兔。”大厨掌握着列车上所有人的吃食，齐淑芳当然要用尽心思地和他打好关系。
“放心，以后你找我开小灶，我不收工钱。”
王大厨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一把抓过野兔，放到旁边的盆里，大大方方，丝毫没有多藏的意思。大家经常会拿自己的粮食请他加工，尤其是天热的时候，不能带干粮，又不想花钱买，就自带米粮请他做，主食用大锅蒸，不收费，其他炒菜要收一分两分的工钱。
国家不允许私下交易，但是允许相互赠送，包括各种票证，齐淑芳那张自行车上面就标着“禁止交易、允许赠送”八个字。
达到目的后，齐淑芳回到卧铺车厢。
现在才三点钟，而火车的卫生都已经打扫干净了，没到乘客上车的时间，大家就坐在一起说闲话，何胜男趴在欧明湘床头，后面翘着两只脚，“淑芳，我才知道你爱人在市委办公室上班，竟然没听你说过。”她经常把工作期间的趣事告诉父母，自己结交的朋友是谁，也说给他们听，谁知自己反而从他们那里得知齐淑芳的丈夫贺建国在市委办公室上班。
她爸提起贺建国的时候，口气非常赞赏，说他沉稳练达，进退有度，是办公室中不可多得的一个知识分子，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种大张旗鼓的血统论导致各行各业的工农兵先按成分，再说文化程度，往往有很多文盲当干部。明明英雄的儿子无恶不作是流氓，却因为有个英雄老子，自己就成了根正苗红的好汉，而一些成分不好的人品行良好，却受血统连累，被打落到尘埃中。
她妈教导她的时候，在家里悄悄提起这件事，常常感慨血统论不是进步，是倒退，封建社会不就讲究士农工商吗？阶级分明。
没知识的人轻慢有知识的人，是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何胜男虽然年轻，但是她深受父母的陶冶，骨子里极尊重品行好的知识分子，极具男女平等的先进思想，同时对一些混乱的社会现象充满了反感，只不过她在父母的教育下，担心惹来杀身之祸，从来都是把想法藏在心里，不挂在嘴边。
她本来就挺喜欢齐淑芳的个性，现在知道她丈夫和自己爸爸在同一个单位，更加高兴。
齐淑芳身上穿着铁路服，把换下来的衣服叠好，准备下去放到藤条箱，听了她的话，笑道：“你没问，我怎么说？我不是说了吗？他是行政级。”
何胜男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来得及吐出来，就见王大姐带着一个女同事进来，这位女同事的年纪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身上的铁路服脏兮兮的不知多久没洗了，脸上充满愁苦之色，显得很沧桑，不是他们这趟列车里的工作人员。
齐淑芳和下铺的欧明湘对视一眼，认出她是和自己一起录用的蒋红丽。
当时几个女孩子被录取时，她们曾经交流过彼此的名字和年纪，蒋红丽比金玉凤小几个月，现在应该是二十四岁了，金玉凤当时就是二十四岁。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王大姐拍了一下手掌，等大家都安静下来，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开口道：“这位蒋红丽同志，是大家的工友，和大家一样，一心一意地为铁路做贡献，为人民服务。现在，她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生活无以为继，向单位的领导求助，领导交代给我办理，我在这里请大家伸一把手，把她从困难的漩涡里拉出来！”
“什么意思？”齐淑芳轻轻皱了皱眉，小小声地问何胜男。
何胜男翻了个白眼，小声回答道：“能有什么意思？叫大家众志成城地捐钱捐粮票呗！我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比你长，经历过好几次啦！”
齐淑芳仔细打量片刻，果然发现有些同事脸上露出不痛快的神色。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大家从牙缝里挤一点粮食出来，拼一拼，凑一凑，十个人凑不出来，百个人千个人一定能凑出他们一家九口的口粮！这可是九条人命呀，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九口人饿死对不对？”
王大姐挥舞着双手，慷慨激昂，可是半天没人吭声。
这是让大家捐粮食？齐淑芳没经历过这种事，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侧头问何胜男，后者小声地道：“估计是募捐粮票。”
“你捐不捐？”齐淑芳微微皱了皱眉。
何胜男道：“等问明情况再看是捐还是不捐。”
她大着胆子，坐在上铺上问道：“列车长，这位蒋红丽同志家里是什么情况呀？我记得咱们铁路局招工时说明必须是城镇户口，我想，蒋同志家应该是城镇家庭吧？城镇户口的居民不是有供应粮吗？虽然比不上咱们正式职工，但糊口是够了。今年粮食比去年还充足一点，不会亏待城镇居民。前些日子一斤粮换五斤红薯，蒋同志家有九口人，能换一百斤红薯呐！”
别人说这话，王大姐肯定不高兴，换作何胜男就不同了。
王大姐笑了笑，一点都没生气，“蒋红丽同志家是古彭市的户口，但是他们家一共有九口人，另外八个人赋闲在家，全靠蒋红丽同志一个人的工资养活，生活极其困难。日子过不下去了，蒋红丽同志不得不向单位请求支援。”
何胜男不满地道：“列车长，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既然蒋同志家是古彭市户口，供应粮不够糊口吗？成年人就是没有工作一个月也有二十一斤的粮食。粮食不够吃，他们家没换红薯吗？我可是听说了，市领导早早就发话了，务必让所有城镇居民按照大中小户领到对应的红薯。要是蒋同志家除了蒋红丽同志一人，其他人都不是城镇户口，没有供应粮，日子可想而知肯定很艰难，但你说的这种情况没达到即将饿死的地步吧？他们家要是快饿死了，其他人口更多，几乎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怎么办？”
云柏一家有十口人，全靠云柏一个人撑着，九个人没工作，云柏这么辛苦都没有给组织添麻烦，从来没对别人诉过苦，蒋红丽家比云柏家少了一口人，他们家也不像遇到什么不可抗拒的因素，怎么就有脸来请求大家捐粮食？
蒋红丽急忙道：“俺家遇到了困难。”
“什么困难？”
不止何胜男这么问，其他同事也都纷纷开口。
大家的粮票来之不易，谁都不想无缘无故地捐给别人，像那种报纸上宣传的好人好事，没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家都是持赞扬态度，口口声声说效仿雷锋同志，实际上，轮到自己就不太愿意了，大部分人没那么高的觉悟，只有在不想让自己成为落后分子的情况下才会做好事。
当然，如果对方家里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大家肯定会尽一点微薄的帮助，但是听王大姐的话，根本就不像嘛！
蒋红丽支支吾吾，涨红了脸。
王大姐叹了一口气，道：“蒋同志是真遇到了困难，他们家原本就不富裕，现在是更加捉襟见肘，到处借不到粮食。”
“列车长，你给我们一句实在话吧，光说困难有什么用？我家生活也困难哪！”金玉凤性子急，家庭负担重，不想把粮票捐给别人，“我来自县城，我家就我和我爸有工作，其他人去工厂干些杂活儿，口粮根本不够吃，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哟！”
“就是这个话，列车长，蒋同志家到底怎么一个困难法？谁家日子都不好过，我们可不想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口粮捐出去。”
手底下这些人都不好糊弄，王大姐看了蒋红丽一眼，只好实话实说。